私募基金资金募集与非法融资的不同点-2

　　首先特定对象与公开发行及投资者人数限定息息相关。无论是《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还是《证券法》都对构成公开发行的人数标准作了规定，超过这个人数标准，即使在募集机构看来，其与投资者沟通方式已足够“特定化”，也构成公开发行。

　　私募股权投资专家张雪奎老师认为，募集机构仅设定与投资人少数的、个别的、私密的沟通方式并不足以必然使投资人成为特定对象，特定对象的判断标准应为募集机构是否通过选择程序从公众对象中选择出足以承担投资风险的特定数量的投资人，应从如下几个角度考虑投资者特定化过程：

(1)投资者是否具备承担本次投资风险的能力，应以一定的资产价值和收入作衡量标准为宜。虽然有限合伙型基金对投资人的资产状况并无要求，但作为一种私募基金，应对投资者承担风险能力尽到审查义务。《信托计划办法》对参与信托计划的合格投资者从收入资产上作出限定是投资者“特定化”的良好范例。在我国目前尚未出台统一的《产业基金法》的情形下，此类限定标准依赖于各股权基金的个案设计。
(2)募集机构应充分提示投资风险。对于还本付息型的非法融资，因投资者并不承担投资风险，风险提示并无必要，而对于规范运作的股权基金，鉴于股权、信托与债权关系之不同，风险提示实为募集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投资者资格审查责任的必要步骤。
　　
投资者人数与合法性关联

　　设立特定形态的股权基金应符合各类监管法律的规定应为题中之义，但现实情形远比法律刚性规定复杂。不少股权基金在募集过程中拟采取代持、信托、委托、拼单等设计，使实际的投资人高于法律对投资者人数的限定。此情形在非股权投资型企业中也可能存在，但法律监管显然对股权投资基金更加严苛。隐蔽投资者的存在往往起到加强认定“非法融资”情节的作用，一旦此类行为被有关主管部门定性为规避法定募集人数规定，将构成“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

　　固定收益或保本付息条款

　　还本付息为非法融资最核心的认定标准之一，但对于一个规范设立的股权基金，如不符合本条规定，笔者认为被认定为非法融资的可能性较小，即使可能触及其他的法律合规性问题。近来发生的创投负责人涉嫌非法集资案例依相关人士解读此亦为重要依据。值得注意的是，不少有限合伙制基金在收益分配方面设置LP和GP优先劣后的条款，我们认为，此类条款未消除LP承担投资亏损风险的可能性，则不应被认定为是保底条款。

　　基金实际控制人的个人行为和基金行为

　　股权基金投资控制人对投资项目、管理决策、收益分红的较大决策权易造成基金实际控制人滥用权力，特别在基金实际控制人和投资人在信息不对称时，投资人或基金往往成为受损害方。如基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挪用于个人或非法目的造成实际控制人个人涉嫌“非法融资”，或基金实际控制人以基金名义从事的个人非法融资行为如被认定为基金行为，上述情形基金将直接涉嫌“非法融资”。在运作上易出现基金控制人个人行为与基金行为混同的是有限合伙制股权基金。在执行事务合伙人同时参与多个基金，出现帐目、资金、收益、核算混同的情形下，如执行事务合伙人在资金上的不规范运作，极意造成“非法融资”的后果，这一点在执行事务合伙人为自然人的情况下更加明显。

　　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该条款虽是股权基金非法融资认定的兜底条款，但从基金设立形态考察仍具有指导意义。例如信托型基金，根据新修订的《信托计划办法》单笔委托金额在300万元以上的自然人投资者和合格的机构投资者数量不受限制，不排除基金通过合并投资者投资金额来达到本条所规定的标准，此中操作如针对社会不特定投资者并附加一定的投资保证，则构成合法形式掩盖的非法融资行为。

　　从以上分析可见，对于依法设立的私募基金，募集机构对其设立合法性的担忧不必诚惶诚恐，但是也不能够掉以轻心。私募股权投资专家张雪奎教授认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涉嫌“非法融资”可能出于募集法律条款设计上的缺陷或者募集机构资金的不规范操作，上述情形在基金设立、运作中可通过规范的法律服务有效避免。

　　对私募募集机构而言：在考察潜在投资者资质方面，要充分了解投资者资产状况、资金来源、投资历史、是否存在代持、委托理财等情况，以判断潜在投资者披露信息是否真实，以及其承担风险的能力，上述投资者信息披露及投资者考察过程应在募集文件中有相应表述。

　　在与潜在投资者沟通方面，应注意采取私募的宣传方式、不通过媒体广告或其他形式的公开宣传，应避免认为只要设计并履行与潜在投资人特定沟通方式的方案即是投资者“特定化”的观念。

　　在募集合同条款的设计上，私募股权投资专家张雪奎教授认为，应注意论证投资者资质的合理标准，对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应合理区分;充分提示投资风险;规范募集资金投向;避免任何可能被认定为口头或书面的固定收益承诺的表述。这一点很重要，是区分合法还是非法的重要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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