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风险投资中基金托管人制度运行情况分析

        托管人治理是我国契约型基金内部治理结构中的重要一环，理论上，基金管理人受基金持有人和基金托管人的双重监督——对于基金管理人监管的动力往往来自于基金投资者，而目前通过持有人大会的基金投资者治理所发挥的作用实际上非常有限[7]“托管人治理”的重要性相对凸显，甚至基金托管人被视为“基金投资人权益的代表”。然而，事实往往与制度设计者的愿望相悖，我国基金托管人的监督职责执行情况不尽如人意，并且时时暴出基金托管人与管理人合谋未履行举报管理人违规行为职责的新闻，甚至有观点认为“托管人治理在中国形同虚设”“基金托管人制度并不能完全有效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它与基金管理人之间可能产生一种合谋的关系，使得基金托管人的监督职责不能履行，从而不能保证基金投资人的利益”

　　我国基金管理人（基金管理公司）的股东大多是证券公司、上市公司或者银行，与基金本身有千丝万缕的利益关联关系，存在着多种利益冲突。通常他们之间不是存在上下游关系（证券承销与证券投资、研究与投资），就是存在同业竞争关系（证券自营和投资）。在此背景下，基金管理人毫无约束地代行基金持有人表决权，并在代人理财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埋下了利益冲突、内部交易、关联交易、欺诈、操纵等等的道德风险因素，也有的基金管理人听命于行政监管机构，成为政府非正当调控市场的工具，而基金托管人通常对此“视而不见”域者“无能为力”。

　　 目前，基金管理人出现的问题’如“同一公司旗下的两只基金在进行反向操作，即对同一只股票一个买、一个卖”，漠视和不遵循基金契约，如大盘基金不买大盘股，小盘基金专买大盘股等，但是更可怕的是，这些明显违背基金契约的行为得到了基金托管人的“默许”。“托管人治理”失效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基金托管人的选聘和撤换系由基金管理人决定，基金托管人为自身利益考虑无法真正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和职责。

　　此外，虽然从理论上说，基金托管人收取的托管费用系由基金管理人代表基金持有人来支付，但是，实践中很容易令人理解为是由基金管理人来实现支付。基金托管人缺乏独立性地位必然导致其对基金管理人约束力和监督的软弱，使其难以真正发挥出基金治理结构所设定的基金托管人监督基金资产管理运作的作用。

　　第二，基金托管业务目前已经成为商业银行重要的表外业务和利润增长点。

　　在商业银行激烈竞争下，基金托管人为获得稳定的基金托管收入和抢占基金托管市场份额，基本上唯基金管理人的意志是从，根本谈不上对于基金管理人实质性的监督和控制，甚至有可能纵容、迁就基金管理人的违法违规行为

　　第三，基金托管人仅仅按照固定比例收取托管费，

       此外，并不能从基金财产中获得收益，其是否尽力监管基金管理人与其托管收入没有必然联系，加之基金托管人市场的市场集中程度比较高，缺乏有效竞争，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基金托管人缺少对基金管理人监督的激励机制。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现行的制度环境下，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的利润均来自于基金这块“蛋糕”，且利润的多少取决于基金这块“蛋糕’的大小，因此，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在把蛋糕做大和越大越好这一目标上是一致的，而这也让基金托管人和基金管理人有了合谋的理由。

　　第四，基金托管人的监督工作受到一些客观条件的限制。

　　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的业务重心不同，两者间的信息不对称客观存在。尽管基金托管人欲尽监督之责，但有时候也可能心有余而力不足。另外，几乎大多基金管理人都同时管理一只以上的基金，而不同基金可由不同的基金托管人托管，此时基金管理人的违规违法行为更不容易被某一单一的基金托管人发现。

　　第五，现行法律规定的不足，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托管人治理的成效。

　　例如，尽管《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二十九条规定了托管人的十一项职责，但其主要侧重于对有关资产保管及基金清算事项的规定，而对于托管人监督职责则规定的比较原则，缺乏对基金托管人在监督过程中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的明确规定。由此导致实践中基金托管人往往重保管、轻监督，使对基金管理人的监督和基金资产的风险控制的职责流于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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