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约我国固定资产投资领域的因素

1.消费存在体制障碍

　　拉动经济的根本在于社会消费，扩大内需重点不但要放在投资增长上，也要考虑对消费的支持。这两年在消费上没有太好举措，甚至一方面鼓励居民消费，另一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体制障碍，制约着消费结构升级。主要问题，一是国内市场存在严重壁垒，自由贸易环境有待改善。二是商品质量没有保障，消费者对部分商品质量信心不足，消费行为和愿望仍然比较谨慎。三是缺乏规范的消费环境，价格欺诈、虚假广告、强制交易和不平等合同条款等现象依然大量存在，严重侵害了消费者权益。四是消费信贷多数限于政策行为，不是银行从切身利益角度出发提供的金融服务项目等。消除这些障碍难度很大，处理不好可能使矛盾扩大。

2.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机制不顺畅，形成资金和项目供求之间的双向错位

　　在我国现阶段的投融资体制中，银行仍然起着最重要的中介作用，但是由于银行改革进展比较缓慢，导致大量的储蓄资金或沉淀下来，或利用效率低下。虽然稳健货币政策要求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加大贷款投放，但是国有商业银行均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惜贷现象，减少放贷或只提供给政府要求支持的国有项目，货币政策效力不大理想。同时，银行大量的超额准备金只满足于吃中央银行的利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以此来应付中央对银行降低不良贷款比例的行政命令。这样一来，造成了银行资金闲置和企业发展筹资困难的并存。

3.投资体制改革相关的其他问题

　　第一，投资产权主体仍然没有明确的法律地位。投融资改革要求实现“谁投资，谁决策，谁承担风险”，但是目前政府不但对基础设施项目亲自抓，甚至对企业投资决策也过多干预。一些地方政府“全力”帮助地方企业搞活经营，一来可以增加地方财力，二来还树立了所谓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好范例。企业投资行为通常是主管机构和企业领导人讨价还价的结果，有的甚至是上级主管机构的意志起决定性作用，上级领导成为投资行为的实际决策者。企业投资不按市场规则行事，致力于研究如何寻找到政策优先权支持，造成信息传导机制失效。这样做的结果扭曲了政府和企业的行为，破坏了正常的政企关系。

　　第二，国有企业经营机制不健全影响投资效率的提高。国有企业投资行为缺乏必要的可行性分析，缺乏硬的预算约束，包括长期效果评估，主要原因就是缺乏完善的激励约束机制。企业经理人行为应当是主观上追求个人收入和声誉的最大化，客观上实现企业经营的利润最大化。目前多数企业中这条纽带是断裂的，因此企业实现的仅是经营稳定化，主要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如实现所谓的扭亏增盈，积极配合实施下岗再就业工作等。企业家则在隐蔽信息的手段下，利用对企业的直接领导权为个人谋取最大利益，以弥补企业家的机会成本，同时伺机换取政治收益。

　　第三，信用秩序不良造成资金运动受阻。我国经济中有许多领域都存在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问题，造成社会信用缺失，经济秩序混乱，非常明显地制约了经济发展。目前，企业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是信用缺乏，资金运动过程中，供求各方面都存在着道德风险。有的企业领导人甚至说：“从借钱的那天起，我就根本没有想到过以后要还。”在这种条件下，企业难以通过正常的信用关系获得需要的资金，造成投融资体制的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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