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高西庆：股市问题要用市场力量解决

从中投卸任之后，高西庆在清华开了一门课，安心教书。这似乎更适合他的退休生活。作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创始人之一，高西庆的身份随着工作几经变更，但唯一没变的就是学者身份。

但当他孤身一人出现在达沃斯会场时，你很难把他跟以上身份联系起来。这位谦和的中国主权财富基金的前“总操盘手”，一向没有架子。在偌大的北京城，他喜欢骑着自行车出行。而在雪镇达沃斯，他更喜欢步行，路上遇到汽车陷在大雪中，司机一招手，他撸起袖子就上前帮忙推车。

出身平民，修过铁路的高西庆，凭借自身努力，在他30岁那年成功留学美国，并考取杜克大学法学院。在那里获得博士学位后，他成为华尔街第一个获得律师执照的中国人。但在1988年，他放弃了这一令人艳慕的身份，返程回国，创建中国证券市场。

高西庆随后历任证监会首席律师及发行部主任、中银国际执行总裁，在1999年他重返证监会担任副主席，随后转任全国社保基金、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并在中投总经理职位上迎来退休。

这些经历给了他与众不同的视野，也正是源于这些经历，他笃信市场的力量。在腾讯财经专访中，谈及目前的金融监管、混合所有制改革、政府职能等议题，市场化是他开出的根除沉疴的灵丹妙药。

重新审视监管与市场关系

2016年达沃斯论坛开幕期间，正值中国股市、汇市双双遭遇大幅波动，中国市场成为论坛瞩目的中心。

实际上，中国的股市早在2015年夏天，就已从高位掉头向下，市场遭遇巨震，千股跌停场面时现。随后监管层出台一系列措施，包括召集21家证券公司负责人，商讨救市策略等，以雷霆手段，扑灭了潜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但行政干预的手段，在一定程度上破坏市场机制，被批评为“暴力救市”，同时也给救市参与方带来道德风险。

回顾起中国股市近一年的表现，高西庆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诸多波动问题，真正的症结还是出在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上。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这是过去30年来最重要的进步。”高西庆认为，如果坚持市场化原则，市场不至于发展到难以应付的地步，因为市场本身的自我纠错机制已经会起作用。

具体到2015年夏天的救市，高西庆并未否定这一举动，但救市的方式却有待商榷。“各国政府在碰到大的问题时都采取了救市措施”，他表示，“但有些基本的东西是不能做的，比如政府在代替了市场功能以后，一定是要付代价的”。

高西庆所言的“代价”，亦被称作“救市后遗症”，在救市行动之后，后遗症时常发作。“为什么稍微有风吹草动大家就如惊弓之鸟般？因为（救市）把市场的基本原则破坏了，把市场基本的预期破坏了，这是最大的问题。”

监管未让位于市场，导致每次股市大波动之后，都会出现监管的大手。在这只“大手”掌控下，资本市场的创新也相应受限。

“如果监管机构总是跑在市场前边的话，市场里边本来可能有的各种创新精神和机会，就会被抹掉。”高西庆说道，在这种监管下，容错率很低，很多创新工具一旦出一点问题，就会被禁止。

在缺少金融工具情况下，A股市场很容易成为单边市，即要么疯涨，要么猛跌，波动的幅度也相应增大。这在2015年上半年的A股市场体现的淋漓尽致，单边市场由于缺乏相应的做空机制来戳破泡沫，因此在转头向下时，带来的震动巨大。

成立中立机构改进监管

“中国股市已经不再是小孩了，已经有20多年历史了，和美国股市的差距在信息和技术上，可以说是非常小的”，高西庆在对比这两个他所熟悉的市场后认为，中国和美国的股市“唯一的区别在于监管思路”。

监管思路归根结底，依然是政府与市场间关系的问题。高西庆表示，“如果我们真的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措施来做的话，我们赶上美国指日可待，超过它都是有可能的”。

说到此处，这位当年放弃令人艳慕的华尔街律师职位回国的高材生声调高了许多，“中国整个国家比它（美国）大那么多，我们的人民这么勤奋、聪明、努力，有什么理由不做的更好吗？”

在反思的过程中，高西庆提出了自己的构想。

“在市场上出现重大问题的时候，需要有一个中立的机构，来对整个事件前因后果进行研究，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做错了哪些地方。”在高西庆的构思中，承担这一职能的机构，第一要是“中立的”，因为如果由监管层牵头来进行反思，首先“一般股民很难服气”，在于监管层未必能很好地评判自己。

第二，这一中立机构由专家组成，但需要给专家组充分地授权，以便于他们充分获得信息，从而做出客观、中立、有价值的判断。之所以如此，高西庆解释，首先国内政府透明度较发达市场的政府稍低，未授权情况下，大量的信息专家们并不能得到。其次，一些市场参与机构，诸如登记公司、券商和交易所等，忌于对交易的影响，并不愿意拿出真正数字。

在高西庆的构想中，这一中立机构所承担的职能，并不是要挑毛病，指责人，而是“希望亡羊补牢之后，不要出这样的事情”。

高西庆认为，在市场出现重大问题后，中立机构可以进行研究调查，经过充分辩论之后，定出原则。“这个原则划清界限，哪些事情政府可以做，哪些不能做，搞清楚之后重犯错误的几率就会小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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