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城镇化率的巨大优势对民间投资带来的风险
在民间投资增长放缓的大背景下,近日,国务院督查组在黑龙江省进行了调研。 一个有资源、有完整铁路线、有重工业基础的经济区域,经济陷入困境,原因非常复杂。 国有体制对地方经济曾发挥巨大推动作用,但现在某些僵化元素所积累的弊端也日益显现。 2015年9月,黑龙江省商务厅刊发《东北经济:传统产业比重过高 结构怎么调?》的文章,指出辽宁省的国有经济占比超过30%,吉林省超过40%,黑龙江省超过50%,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黑龙江省现有规模以上企业4113家,国有企业比重接近70%。 这样的情况绝非少见:一两个大型国有企业占据大半座城市,企业内部自己办社会,从教育到医疗大包干,由此很难形成城市该有的社会合作分工,这也是所在城市缺乏活力的重要原因。 东北作为工业重镇,城镇化水平并不低。2013年,辽宁省城镇化率达到66.45%,接近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在全国排名第五,黑龙江和吉林城镇化率分别为57.4%和54.2%,居全国第11位和13位。 从理论上说,经济越发达,城镇化水平越高;城镇化水平越高,第三产业越发达;第三产业越发达,城市越繁荣。这本是一个基于自然循环的发展模式。遗憾的是,东北情况与上述情形并不吻合,说明东北的城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国有重化工业的基础上,城镇化质量不够高,分工也不完善。 如果东三省不打破企业办社会的现象,城市想建立起完整的生态链就比较困难。即使某些大型企业一时无法打破,但大而全、内部什么都有的企业必须要打破,否则企业的社会功能对当地经济发展会造成阻碍,最典型的例子就如以前只招内部职工子弟,这样让当地就业如何均衡发展。 虽然东三省的民营经济已经取得较大的进展,但与东部沿海省份比,创业、创新的程度仍然不够。 创业是个风险活,成功的几率并不会特别高。东北的朋友计算机会成本:如果跟随父母的脚步,基本可以顺理成章进入国企,这样还有谁愿意去民企工作;如果去创业起早摸黑从底层开始,风险高,“牺牲概率”也大。曾经有媒体报道,大庆油田职工子女被父母逼着去油田,从事一份旱涝保收的工作。这些父母把家族的命运世世代代与国企联系到了一起。 可以对比的案例就是武钢的转型和员工再就业,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社会波澜,却没有造成武汉经济伤筋动骨,这应该归功于武汉经济多元化、韧性强。 东三省民营经济也有一定的发展,但寄生在传统国企身上的比较多,这些企业除少数制药等行业外,大多没有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黑龙江省民间投资的规模稳步扩大,非公经济占经济总量比重从2010年的48%提高到2015年的52.6%。其中,2015年黑龙江省非公经济实现增加值同比增长7.3%,增幅高于地区生产总值1.6个百分点。但多数民企吊在国企的脖子上,没有自己的独立意志。 长春的一汽很强,但它周边的汽车产业链与民间投资兴旺的长三角相比,无论是产业链的成熟还是完善的程度,显然都还有较大差距。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中俄边境连片的秋叶林、滑雪胜地、俄罗斯文化等元素要放在珠三角,那服务业还不得跟烈火烹油似的,能够解决多少人的就业问题。 很可惜,东北很多富有特色的文化并没能彰显出来。笔者到哈尔滨曾去了一家著名的餐厅,发现俄餐确实不够地道。一些林业城市转型林业深加工,但缺乏高品味的城市规划,突兀的高楼大厦使绿色森林气息大打折扣。现在一提到东北文化,能给人深刻印象的似乎只有铁岭二人转,东北文化上的衰落令人遗憾。 有些受访的民间企业家向国务院督查组反映,招商引资时被奉为座上宾,项目投产后,地方政府承诺的条件不兑现,“新官不理旧账”问题较突出。企业将之形象地描述为“JQK”:先勾我们进来,圈块地给我们,然后再尅我们,再严重一点,就是招商引资关门打狗。 地方政府如果没有长期的制度信用,承诺的东西或者不符合制度而不得不取消,或者政府换一任官员改一个规划,就会让政府信用成为当地官员短期行为的牺牲品。 新华社曾连续推出“聚焦东北经济病灶”系列报道,文中曾提到东北人喜欢用“熊瞎子掰苞米”来形容顾此失彼的短视行为,而这恰恰是一些地方政府产业发展方式的真实写照。一些地方规划成百上千亿规模的产业如“走马灯”般说换就换。例如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10年换了7个发展思路,从“133”产业发展格局、“135”发展战略到“三三九五”工作思路、“1263”工作思路、“1345”工作思路等。 几年前纷纷上马的光伏、动漫等产业,如今在东北已经难觅踪迹,一些被寄予厚望的大项目也遭遇搁浅。这让一些企业家和贷款的银行哭都找不到地方哭。如果不能建立起法治市场的观念,不能建立起码的信用,而地方的政策又朝令夕改的话,市场经济当然很难发展得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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