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风险加速暴露消耗资本

　　近年来，随着国内经济进入下行期，商业银行面临利润增速逐步下降、资产质量持续恶化、坏账核销压力增大等挑战。据银监会数据，截至2015年底，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67%，这已经是该数据连续第10个季度上升。同时，银行业净利润增速不断下行，2015年仅增长2.43%，同比下降7.2个百分点，共同对银行资本补充构成严峻压力。

　　我国银行业资本充足率近年逐步上升，但低于国际先进水平

　　银行的资本充足状况是判断银行体系稳健与否的重要标准之一。2013年，《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正式实施，我国银行业通过留存收益、发行优先股、发行债券等方式进一步充实资本，资本充足率稳步提升。2015年末，我国银行业资本净额13.1万亿元，当年新增资本1.77万亿元，资本充足率为13.45%，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0.91%，分别较2012年末提升0.20和0.29个百分点。

　　其中，外资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最高（18.48%），大型商业银行（14.50%）和农村商业银行（13.34%）次之，城市商业银行（12.59%）和股份制商业银行（11.60%）相对较低。2014年以来，5家大型银行和招商银行实施资本管理高级法（其他商业银行仍实施权重法），使用内部模型计量风险和监管资本，大型商业银行的资本管理能力有所提升。

　　从与国际同业的比较来看，我国银行业资本充足率平均水平在13%左右，低于美国、日本银行业15%左右的平均水平。以资本充足状况最好的五大行为例，仅建行达到15%以上（按高级法口径），低于汇丰、富国等国际大型银行，与花旗、摩根、德意志银行基本持平。

　　经济下行期我国银行业面临资本补充压力

　　（一）资本补充两大渠道受多重约束

　　1.从内源融资来看，利润增速受经济下行、利差缩小的双重影响增长乏力

　　中长期来看，自2010年以来，在“三期叠加”因素影响下，我国经济进入下行周期，将持续较长阶段的“L”形增长。过去五年，GDP年均增长7.8%，其中2015年增长6.9%，为1991年以来的最低值。

　　经济增长放缓既有外需疲弱的影响，也有内生动力不足的因素，随着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增速放缓，企业利润开始下降。2015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10%，增速同比回落2.20个百分点。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2.30%。其中，传统制造业，特别是钢铁、有色等高耗能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严重。

　　商业银行作为典型顺周期行业，利润增速也随之面临中长期放缓的挑战。2015年我国银行业的资产利润率与资本利润率分别为1.10%、14.98%，同比下滑0.13、2.61个百分点。

　　短期来看，利率市场化改革加速推进，导致银行净息差（NIM）收窄。2015年10月，央行对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等不再设置存款利率浮动上限，标志着利率市场化已经基本完成。

　　国际经验表明，利率市场化完成初期，银行既面临着存款竞争导致的资金成本增加，又面临着竞争优质贷款客户导致的贷款收益减少。因此，一定时期内利差收窄成为必然趋势。根据银监会发布数据，2015年我国银行业季度净息差（NIM）平均值为2.53%，较2014年均值下降11BP。根据12家A股上市银行年报，2015年有10家银行息差出现不同程度的收窄，其中降幅最大的是民生，达33BP，其次为农行，26BP。

　　面对上述双重压力，商业银行的利润增速逐步见顶回落，由高增长的“黄金时代”踏入一个低增长甚至负增长的“白银时代”。银监会发布的2015年度监管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商业银行全年累计实现净利润1.59万亿元，仅增长2.43%，同比下降7.2个百分点。已发布年报的12行净利润总和为12018亿元，较上年仅增174亿元，同比增速仅为1.47%。除平安银行外，其他11行净利润增速均降至个位数，工、建、中、农、交五大行分别为0.52%、0.28%、1.25%、0.70%和1.21%，逼近“零增长”。而股份制商业银行中除了平安银行外，多数也纷纷落入低增长行列，净利润增速不到5%。

　　2.从外源融资来看，资本市场融资存在不确定性

　　就国际资本市场而言，进入2016年以来，全球股市受全球经济放缓、欧洲银行业危机警报（德意志银行、渣打银行等出现巨亏）等因素影响连续暴跌。而3月，穆迪发布公告将中国15家银行的评级展望由稳定调整至负面，其中包括12家商业银行和3家政策性银行。4月，标普将中国9家银行的评级展望由稳定调整至负面。

　　中资银行评级展望下调与我国主权信用评级调整和银行业潜在风险上升有关。从国际经验来看，“负面”展望约有60%的概率演化至长期信用评级下调，例如2008年3月以来，穆迪先后30次下调G-SIBs（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评级展望至“负面”，其中有18次演化至长期信用评级的下调。

　　而一旦信用评级下调，会导致股票价格短期内出现超跌、债券融资成本提高等不利局面（通过对2008年以来遭遇长期信用评级下调的G-SIBs进行研究后发现，长期信用评级每下调1级，债券的融资成本会因此提高21.3BP）。这对于当前积极探索境外筹资的中资银行而言，会增加境外筹资成本和难度，通过增加计息负债平均成本的方式对净息差产生不利影响。

　　尤其是对于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工行而言，评级下调有可能使海外分支机构流动性管理压力加大，获得长期稳定资金的难度和成本都有所提高，对海外分支机构的资本管理策略和资本成本都可能产生负面影响。

　　从国内资本市场而言，一方面，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金筹措对于国内市场依赖度较高。2015年，多家上市银行通过发行二级资本债券、优先股及普通股等形式补充各级资本，未来一段时间，仍有不少上市银行将陆续发行各类资本工具。但是，中国经济下行、银行信贷风险上升，导致投资者对于银行的认购热情明显下滑。

　　目前A股上市银行平均市净率约0.98倍，已跌至1倍市净率以下。而H股上市银行平均市净率更低，约为0.80倍，意味着整体而言这些银行股的股价相对于其每股净资产有折让。投资者担忧利率市场化可能引发的净息差下行，经济增长减速、房地产、政府融资平台等风险引发的中长期信贷成本上行，对银行股未来估值走势偏悲观。

　　另一方面，2016年邮储银行即将上市，还有部分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在A股上市申请陆续获批，但去年以来A股市场持续低迷，中小型银行融资规模可能受限，融资难度有所增加。

　　（二）资本消耗两大渠道增量明显

　　从资本消耗的主要因素来看，资产扩张（规模、速度、结构）和资产质量（不良处置、拨备核销）是两大主要渠道。

　　在经济上行时期，由于银行自身信贷行为的亲周期性以及高风险偏好，导致其放宽信贷政策、降低信贷标准，积极的信贷扩张成为资本消耗的主要因素。

　　在经济下行时期，则受经济增长放缓、去杠杆化和去泡沫进程加快等多因素叠加，导致前期积累的隐性风险在经济下行期间集中爆发，不良贷款呈现“双升”态势，信用风险的加速暴露成为资本消耗的重要因素。

　　1.资产质量持续下降，拨备消耗迅速上升

　　在经济增速换挡和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部分企业运行困难增加，资金链趋紧，信用违约风险加大，导致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呈上升趋势。截至2015年底，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28万亿元，较2014年末增长51.2%；不良率1.67%，较2014年末上升0.42个百分点，连续第10个季度环比上升。其中，农行不良率“破2”达2.39%。

　　从区域来看，不良主要集中在四类地区：产能严重过剩集中的地区，煤贸、钢贸比较集中的地区，大宗商品（包括煤炭在内）的生产基地和个别小微企业较集中区域，如内蒙古、浙江、福建等省区。伴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和过剩产能的出清，预计商业银行信用风险还将不断上升（2015年，商业银行关注类贷款大幅增长7869亿元至28854亿元，占比达3.79%，创近年新高）。

　　为应对资产质量的持续下降，商业银行逐步加大了贷款拨备的计提力度和不良贷款的核销出让力度。资产质量的持续大幅下降，一方面使贷款信用等级出现批量下调，导致高风险资产的比重上升，风险加权资产增速提高，进一步增加了商业银行资本占用。2015年，12家A股上市银行中，五大行计提资产减值损失3530亿元，同比增长36.9%；七家中型银行计提资产减值损失2340亿元，同比增长77.0%。

　　另一方面，商业银行不良处置的任务繁重，压力增大。从目前的情况看，商业银行主要通过清收、重组、核销和转让等四种途径来处置不良资产。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经济下行导致抵押物变现难度加大，清收难度在上升；重组的前提条件严格，在不良贷款处置中的占比较小。因此，核销（需追索1年以上）和批量转让（其资产受偿率大约只有本金的40%-50%）在不良贷款处置中的占比逐步提升。

　　从2015年公布年报来看，工行、中行核销转让不良贷款额均较上年增长50%以上。也因此，即使是在商业银行增提拨备的情况下，拨备覆盖率却在大幅下降。截至2015年底中国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为181.18%，较年初下降50.88个百分点。其中，五大行平均下降55.3个百分点至161.1%。工行、建行、中行、交行、民生、光大等多行指标已逼近150%的监管红线。

　　2.以信贷为主的规模扩张方式，继续增加资本占用压力

　　从贷款增速来看，2015年末，我国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93.95万亿元，同比增长14.3%，增速比上年末高0.7个百分点。其中，大型银行贷款增速在10%左右，中小型银行贷款增速在15%-20%之间，来自政策性银行和中小股份制银行的规模扩张尤其明显。

　　据测算，平均来看，1个百分点的贷款规模增速会侵蚀资本充足率1.6BP左右。从贷款结构来看，2016年以来，稳增长政策发力带动项目投资增加使银行资金投放力度加大，仅一季度，人民币贷款即新增4.61万亿元，创历史新高，同比多增9301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增长较快，同比多增1万亿元至3.17万亿元。

　　中长期贷款占比提高，意味着高风险权重业务增加，相应计提的资本占用也会增大。2016年一季度，工行、中行拨备覆盖率分别为141.21%和149.07%，均已低于150%。

　　（三）金融监管标准趋紧，未来还将明显提高

　　第一，巴Ⅲ过渡期资本充足率将分年度提高。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过渡期内分年度资本充足率要求，截至2016年底，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需要达到10.7%，其他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需要达到9.7%；2018年过渡期结束之后，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水平需要达到11.5%，其他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水平需要达到10.5%。

　　第二，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强化资本充足率标准。2016年，央行将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和合意贷款管理机制调整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宏观审慎评估体系一共7类指标，分别是资本和杠杆情况、资产负债情况、流动性、定价行为、资产质量、外债风险、信贷政策执行等，但资本充足率是核心指标，一旦资本充足率不达标，该机构宏观审慎评估就不合格，资本充足率指标具有“一票否决”的性质。

　　同时，人民银行以广义信贷的口径来要求资本金，将债券投资、股权及其他投资、买入返售资产等纳入逆周期缓冲资本的计算范畴。相对于合意贷款急刹车式的调节方式，宏观审慎框架下的逆周期调节将更加平滑和精准，但由于计提范围的扩大，这也进一步增加了商业银行资本补充的压力。

　　2016年4月28日，银监会发布《关于规范银行业金融机构信贷资产收益权转让业务的通知》（银监办发【2016】82号），首次明确出让方银行在信贷资产收益权转让后，要按照原信贷资产全额计提资本，尤其是开展不良资产收益权转让的，在继续涉及情形下，计算不良贷款余额、不良贷款比例和拨备覆盖率等指标时，继续涉入部分应当计入不良贷款统计口径。该规定对于出表业务较多的银行来说，其资本耗用、不良率可能会有所上升。对于拨备覆盖率、资本充足率指标贴近红线的个别银行来说，压力明显。

　　第三，整体性损失吸收能力（TLAC）监管框架的正式出台给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提出了更高的资本监管要求。 2015年，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发布了整体性损失吸收能力（TLAC）监管规则，要求到2025年和2028年，新兴市场国家入选G-SIBs银行的最低第一支柱TLAC资本占风险加权资产比例不得低于16%和18%，如该国金融与非金融债占GDP比例超过55%，则需提前执行。

　　近年来，我国债券融资市场发展较快，2015年债券发行量较上年增加58%，债券余额较上年增加28.5%，若保持目前增速，很可能在2019年后就触发提前执行的阈值。

　　综上，国际资本监管新规出台与我国利率市场化加快推进、经济发展转型“阵痛期”相叠加，在短期内给国内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与挑战。

　　一方面，风险敏感的资本监管新规对处在经济下行周期里的商业银行会提出更高的资本要求；另一方面，经济新常态下大型商业银行盈利不可能再持续过去的高速增长，而盈利增速的大幅放缓，又限制了其内生资本补充能力，在新型资本工具的发行渠道尚未完全打通的情况下，资本供给更为稀缺。

　　资本监管要求提高、资本补充能力下降以及信贷增量资本占用将持续产生新的资本缺口，这使得信贷增量规模扩张道路难以持久。因此，资本对银行规模边界和利润增速的刚性约束显著增强。

　　如何应对商业银行资本补充压力

　　1.近来热议的资本补充两大措施可行吗

　　第一，资产证券化动力不足，效果尚不明显。从理论上说，资产证券化有利于商业银行将部分资产从资产负债表中转移出去，释放资本占用，提升资本充足水平，这有利于银行增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的支持能力。资产证券化对于商业银行来说，是一条有助于实现总资产规模不无限扩大，但却可以持续增长的路径。

　　但从实践来看，虽然资产证券化在盘活信贷规模、增加社会融资方面被寄予了较高期望，但目前的状况仍然是，优先级基本上仍然为银行机构之间彼此互持，次级档则全部为发行银行自留。在此情况下，即便次级档只有5%，考虑到其风险权重高达1250%，资产证券化后与之前相比，其对于整个银行体系来说也仅仅只节约了不到20%的资本。所以当前商业银行并没有强烈的资产证券化动力。对于不良贷款的证券化而言，由于刚性兑付的情况尚未彻底消除，因而监管部门和商业银行也都心存一定顾虑。

　　第二，债转股细则未明，由于资本消耗量较大，即便能做也无法大范围操作。近期，债转股作为企业不良债务的一种可选途径，受到了从中央决策层到金融市场的广泛关注。但是，债转股积极作用的发挥都是基于一个共同的前提条件，即转股之后企业能够成功走出经营困境，实现市场价值的有效提升。

　　债转股并不能消除资产风险，而是将当下的贷款信用风险转换为更长期限内的股权投资风险。同时，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健全，债转股的大范围推广还存在一定的技术障碍。

　　一是商业银行持有企业股权缺乏明确的法律制度支持和规范。根据现行《商业银行法》，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向非自用不动产投资或者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按照《公司债权转股权登记管理办法》的定义，债转股在性质上属于股东以债权出资的一种形式，银行因此取得的企业股权应当属于对企业的投资行为。为了不违反《商业银行法》，需要有相应的国家规定来规范。

　　二是债转股后商业银行的资本占用政策尚待进一步明确。若按照现行资本管理办法，对商业银行通过债转股取得的股权要求不低于400%的风险权重，超过处置期则可能高达1250%；而对一般企业债权的风险权重为100%，对符合国家相关部门规定的微型和小型企业债权的风险权重仅75%，则债转股将显著增加商业银行的资本消耗。在当前银行盈利增速大幅下降、资本充足率偏紧的情况下，银行实施债转股的能力和意愿都将受到较大影响。

　　2.下一步如何增强商业银行资本补充能力

　　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必须尽早从分子策略（提升资本金）和分母策略（降低风险加权资产）两大方面入手，切实增强资本补充能力。

　　一方面，应逐渐形成内源与外源相结合、基于不同经济周期、多层次市场的资本补充机制。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灵活调整利润留存机制。增强市值管理能力，使股票市场成为稳定的资金筹集渠道。推动资本工具创新，形成基于不同周期、不同市场的多层次资本补充体系。推进国际化进程，借助海外分支机构筹集低成本资金。

　　另一方面，应不断完善风险加权资产管理体系，提高资本管理的精细化程度。加强资产存量与流量管理，向轻资产业务结构转变。稳步推进资本管理高级法实施。进一步发挥拨备覆盖率逆周期调节作用。

　　对于国家相关部委而言，建议尽快完善相关制度机制。

　　一是要更合理地确定资产证券化自留部分的风险权重。总的看来，目前关于信贷资产证券化次级档1250%的风险权重要求是偏高的，是否可以考虑参照各类贷款违约比率适当降低次级档风险权重，以提高证券化参与机构的积极性和合理释放资本占用的效率。

　　二是优化银行持有企业股权资产的风险权重。商业银行通过债转股方式取得的企业股权与此前的贷款资产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因此对其风险权重的设定也应以资产的实际风险状况为基础，在充分调动商业银行实施债转股的积极性和防止盲目扩大对企业股权投资两个目标之间求得平衡。具体的风险权重应当较现行被动持有股权的400%有所下调，但仍应明显高于企业贷款风险权重。

　　在股权的处置期限要求方面，从增强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降低短期化经营倾向考虑，可以在现行2年处置期限基础上适当延长。但银行在持有期间每年都需要对所持企业股权公允价值进行重估，并根据评估结果计提相应的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三是建立对国际评级机构下调评级展望的应急机制。根据以往经验，评级展望出现“负面”到长期信用评级下调一般会存在18个月左右的“窗口期”。政府相关部门和我国商业银行应充分利用这段时间，多举措防止或延迟长期信用评级的大幅下调：要加强对各类风险管控，防止“黑天鹅”事件的发生；高度关注可能导致评级下调的“预警”指标，如股价表现疲弱、主权信用评级遭遇下调、媒体的负面报道增多等等。必要时应加强市值管理、强化与投资者的信息沟通，积极通过媒体渠道传递正面信息，避免评级市场的过度反应造成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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