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改革对经济投资的影响

　　最近，投资、消费、出口、工业增加值等多个数据显示当前国内经济仍增长乏力。如何应对经济下行压力，这是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要考虑的重要问题。在日前召开的“2016陆家嘴(25.73 +3.54%,买入)论坛”上，多名金融业官员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当前金融市场的形势，这些声音背后隐含的货币政策走向和政策监管方向格外引人注意。

　　比如清华大学教授、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白重恩认为，货币政策能解决的问题只是一部分，不应该给货币政策过大的负担。他将货币政策比喻为润滑油和汽油，将结构性改革比喻为行进方向，表示结构性改革如果方向错了、朝着低效率的方向走，加再多的油效果反而更差。要把方向搞对，让资源配置的效率有所改善，在此前提下货币政策再来保证增长的速度是适当的，不出现动力不足的情况。

　　央行前副行长、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更对当前流动性泛滥提出了批评。她表示，中国从改革开放到2008年，全国累计发放信贷约30万亿元；可在2009年—2015年的短短七年间，累计信贷发放63万亿元，相当于之前30年的两倍多。过度宽松的放贷，带来的是物价上涨和资产价格上涨。针对媒体“中国央行最近是否有可能放水”的提问，吴晓灵更是反问：“你认为有可能放水吗？”言下之意，明确表示央行最近没有“放水”计划。

　　当前，每每论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最普遍的评价是：实体经济若未达到预期增长，就是金融服务没有跟上；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若未得到充分满足，就是金融服务低效。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简单思维，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并不完全取决于金融。当前，实体企业的过高期待和金融市场的不成熟形成了结构性矛盾。不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意愿和理念不足，而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不高。经济新常态催生金融新需求，实体经济转型对金融服务数量和质量、金融市场广度和深度、金融机构风险管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金融要围绕服务实体经济大胆推进供给侧改革，真正了解实体部门到底缺什么、要什么，绝非简单的只是给钱。实体经济发展离不开金融支持，但实体经济发展遭遇的困境不能简单归因于金融支持不力。实体经济发展遭遇困境，金融仅是外因，内因还在于自身。如果实体经济“虚不受补”，金融之“药”再好也于事无补。

　　总体上看，我国注入实体经济的资金并不少。2015年末，M2／GDP已高达2．06，经济货币化程度远高于其他国家。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实体经济缺的不是钱，而是效益。“被服务”不等于“被侍候”，再好的金融市场也救不了不善于经营的实体企业。实体经济面对困境，不能习惯性地从金融领域找原因，不能将金融视为实体经济乏力的“替罪羊”，不能全盘否定金融机构在市场上的逐利本能，更不能拔苗助长地催生金融迅速出现推动实体经济发展的效果。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实体企业从金融市场获取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的同时，也应更加注重内源性融资，即企业自身积累。换个角度说，中国经济目前面临很多棘手问题，其中最值得关注也最为紧迫的是债务问题。多年来，忽视内源性融资的严重后果是实体企业杠杆率过高，2015年末，我国非金融企业债务规模达到108万亿元，杠杆率高达160%，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这也是近年来困扰整个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的“资金链”、“担保链”屡屡告急的原发因素之一。此外，资金错配问题也同企业内源性融资能力弱密切相关，企业自身积累少、短贷长用，就有了屡受诟病的银行转贷难问题。

　　如何才能更有效预防系统性金融风险呢？监管层已经开始整顿金融系统杠杆。当然，不再像2013年那样，专业银行从流动性的正面市场进行压迫性地挤压，挤出钱荒、资产负债表破损等，而是一个迂回方式，通过金融监管升级把一些金融监管盲点和空白全面覆盖。当然，正如专家所言，关键要靠市场化改革来去掉无效供给，按市场方式来有效配置资源。如果不能去除过剩的无效产能，市场的新增长点就无法成长，这既是资源配置效率问题，也是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推动供给侧改革、完善“市场化”，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建立一个能够优胜劣汰、企业能够自主决定生或死的制度环境。在这种制度环境下，政府敢于打破刚性兑付，通过市场自然出清的方式，引导企业（包括国企）有序破产，通过企业的破产或者债务重组来消除过剩的债务，进而消除无效的货币，为高效的金融供给提供条件，借此来避免金融资源出现结构性不匹配，提升金融资源使用效率，达到减少无效债务的目的，起到防范金融风险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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