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与投资者的走向

　　从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就开始呈现持续下滑的态势。从2010年到2015年，我国GDP增速从10．6%逐步下降到6．9%。即便如此，也尚未出现明显的“探底”迹象。但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出现了诸多亮点，各项高频经济监测数据，如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增长等都出现了趋稳好转的迹象。对此，官方的观点是：“稳中向好，基础仍不稳固，下降压力仍然很大”。权威人士的看法是：“我国经济运行不可能是U型，更不可能是V型，而是L型的走势”，“这个L型是一个阶段，不是一两年能过去的”。学界对经济发展的预测则有U型、V型、L型、W型等不同形态。那么，到底该如何把握当前的经济运行态势呢？

　　从中长期角度看，制约我国宏观经济表现的因素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我国已经从“工业化中期”步入“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发展阶段的变化，导致我国经济运行发生了一系列结构性变化，如：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发生更替，第三产业成为吸纳新增劳动力最主要的战场以及研发和创新成为经济增长新动力（爱基,净值,资讯）等。上述结构性变化交织在一起，就导致潜在经济增长率出现明显下降。

　　2．“中国模式”向常态增长模式转型。本世纪前10年是“中国模式”大放异彩的黄金时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有发展模式的潜力逐渐消耗殆尽。“中国模式”面临转型的巨大压力，如：随着发展差距的缩小，简单照搬发达国家的经验已经行不通了；“土地财政”难以为继，对基础设施投资产生制约；公民参与意识增强，推动政府职能转型等。

　　3．人口红利消失，“未富先老”威胁凸显。早在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就已出现下降趋势。我国是在尚未实现工业化的条件下步入老龄化的。老年人口的持续快速增加、青年劳动力数量的持续下降，将给经济发展带来长远而深刻的影响，如：社会储蓄率下降、投资减少；消费心理趋于保守、创新动力削弱；养老负担加重、财政可持续性下降等。

　　4．国际分工格局发生变化，规则竞争加剧。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传统的低成本优势快速削弱，国际资本基于劳动力成本调整产业布局，把许多设在中国的加工厂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与此同时，国内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也在明显加快，我国已经从资本净输入国转变为资本输出国。这对于我们的产业布局、劳动力需求、经济增长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上述几方面因素决定了如下事实：现阶段是我国经济发展由“奇迹增长”到“常态增长”回归的转型期。在这个过程中，“过渡”是本质，“不均衡”是常态，风险因素高是外在表象。就事论事，这是“地震多发”的时期，也是“危机应对”大行其道的时期。

　　从短期因素看，股市、汇市自去年6月份陷入动荡以来，春节后呈现出了相对稳定的发展态势。大宗商品（石油、铁矿石）价格在持续下跌之后，于年初明显反弹，也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前一时期大宗商品价格急速下行的非理性；而大宗商品价格趋稳，又稳定了市场信心，推动许多企业补充库存。不仅如此，政府还对改革政策作了调整，如放宽了对融资平台投资范围的限制，放松了清理税收减免的力度，金融改革也从急速地放开市场准入、鼓励金融创新转向加强监管、维持市场稳定。所有这些，都是有利于经济形势转好的。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目前的“趋稳向好”是经济增速下行过程中的相对平稳期。

　　当前经济运行态势的好转是由短期因素推动形成的。在中长期因素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这种“趋稳向好”只能是暂时性的。前面也提到，当前经济运行态势好转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企业补库存。从经济波动的角度分析，由库存调整导致的经济波动属于短周期波动，通常持续时间很短，更何况还有许多需求（如高度依赖海外市场的铁矿石和石油）最终流失到了国外。

　　当然，说经济下行是大趋势，绝不意味着经济增速的下行过程是线性的、匀速的。就像地壳运动一样，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降也应该有剧烈变动期和相对平静期之分。中国的国情和先行国家差距甚远，“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增速将出现约30%的下降”的经验结论自然也不完全适合中国。从中长期看，中国经济表现很可能不是U型或L型，而是阶梯型。

　　第二，不能对增速反弹抱有不切合实际的幻想。

　　首先，我们面临着汇率高估的问题。中国是一个大国，人民币明显贬值很可能引发竞争性贬值操作，加剧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并最终反作用于中国。如何把人民币保持在适当的水平上，是当前货币当局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

　　其次，我们面临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等问题的制约。上述问题的解决涉及一系列重大问题，如员工安置问题、银行债务处置问题、地区经济社会稳定问题等，绝不是中央政府出台一个文件、地方政府“照单抓药”就能轻易解决的。在上述结构性矛盾没有得到解决之前，经济运行压力很难得到彻底缓解。

　　第三，可能形成对内通货膨胀、对外货币贬值局面。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面临着背离的物价变动趋势。一方面，消费物价水平持续上涨（CPI为正），处于涨价状态；另一方面，企业出厂价格持续下跌（PPI为负），特别是生产资料的生产处于通货紧缩状态。但大宗商品价格企稳，有可能结束PPI和CPI相背离的局面。

　　2010年以来，我国启动了最新一轮的、也是最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措施。这给公众带来了希望，普通公众希望房价会有明显的下跌，从而使房价和工资的对比关系恢复到合理水平。几年过去了，这样的期望并没有实现。不仅如此，随着深圳等地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一线城市房地产价格在今年年初明显启动，显著扭转了其他城市居民对房地产价格变化的预期。再加上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金”的依赖依旧，房价泡沫的制度性根源并未消除。继续坚持认为房地产价格在不远的将来会出现显著下跌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在房地产价格“稳中有升”的条件下，要使房地产价格与居民收入之比回归正常，可行的路径只能是工资上涨。这表现为由住房成本提高带来的工资成本上涨，而工资的上涨又通过商品和服务价格上升带来工资进一步上涨的压力。这是典型的成本推动型物价上涨的逻辑。由高房价驱动的工资上涨和由“人口红利”消失带来的工资上涨压力交织在一起，将会使新一轮物价上涨具有鲜明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特点。

　　物价上涨的可能将因如下事实而成为现实：首先，为了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政府需要把年均增长率维持在6．5%以上。要达到上述目标，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应发挥重要作用；其次，在经济结构调整存在重重阻力的情况下，推动适度的物价上涨有助于缓解调整摩擦。比如，依托扩张性政策在勉力维持传统产业过剩产能的同时，加快其他产业的发展，拉大行业间收入差距，以加快产能过剩行业人员的分流步伐。这也是“在发展中解决问题”思路的要义。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