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展经济投资空间

　　近日，著名经济学家樊纲在“中国城市化学术研讨会”上表示，中国正处在人口向中心城市聚集的阶段，限制大城市而鼓励发展小城镇不符合当前的自然规律。在他看来，自然规律是大家要离开农村，离开小城市，涌向中心城市。他进一步指出，我们这么多年一直想发展小城镇，限制大城市，是逆自然规律而制定的政策。

　　实际上，这些年来，并没有太多限制大城市、发展小城镇的实质性政策。所谓的限制政策，可能是指一些大城市有人口预期目标和落户条件限制。2014年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要求，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而中等以上城市则还有一定的落户限制，城区人口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要严格控制人口规模。但这些政策并没有阻止人口向大城市流动。相反，大城市发展很快，越来越庞大。非常典型的例子是北京，从2005年到2015年，常住人口从1538万增长到2171万，增长了41%。这些年的整体趋势是，全国人口向一线城市流动，各省人口向省会城市流动。

　　有人认为我国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程度还不够高。他们指出，纽约都市区集聚了美国近1/15的人口，东京都聚集了日本1/10左右的人口。我国人口近14亿，当然不太可能出现哪个都市区聚集10%以上的人口。但从人口密度的角度看，我国的大城市规模、人口聚集程度已经跟那些发达国家差不多了。纽约都市区面积约17000平方公里，人口约2000万，都与北京差不多。东京都市圈（包括东京都和琦玉县、神奈川县、千叶县）面积约13000平方公里，人口约3600万；珠三角的广州、深圳、佛山、东莞四市面积约16000平方公里，人口约4000万。

　　人口向大城市特别是超大城市聚集，会导致一系列问题，人们能够直接感知的是交通拥堵、空气质量差、房价上涨等。这种状况的更大危害是会削弱经济发展的潜力。日本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1990年代之前，日本人口大量向东京等都市圈聚集，造成用地紧张，地价疯狂上涨。这使日本经济泡沫化，并最终在1990年代破灭，随后日本经济陷入了长期的停滞。我们必须吸取日本的这个教训。我国已经出现了一些类似的人口流动趋势以及地价上涨现象，需要警惕接下来再出现那样的经济泡沫化及破灭。

　　根据城镇化规划，2020年我国城镇化率要达到60%左右，这意味着，未来几年会有几千万人进入城市。而大城市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超大城市的承受能力可能已接近极限，更多的人口涌入会导致更高的房价和生活成本，从而逼迫一部分离开。东京都占日本人口的比例，一直在10%上下波动；首尔的人口近年也开始减少，这些事例说明，超大城市的人口规模是不能无限制增长的。我国超大城市的人口密度已与东京、首尔接近，那么，很可能已经接近饱和。实际上，近年流入北京、上海的人口数量已经开始减少。因此，我国新型城镇化的空间，主要在中小城市，它们才能提供我国进一步发展所需要的空间。

　　人们更愿意涌向中心城市而不愿意在中小城市居住，这看上去是一个自然规律，但实际上只是人们追求“安居乐业”的表现。中心城市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那里有更好的工作和更高的收入，可以实现“乐业”，虽然那里越来越不能“安居”，但综合衡量还是比中小城市更好一些。而造成中心城市的产业和经济发展更好的原因，并不完全是自然规律，而是由宏观政策、产业政策造成的。上世纪90年代，主要从事制造业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时候，小城镇有很好的发展机会。而现在，在财政方面，财权向上集中；在融资方面，中心城市更易获得资金；在产业方面，房地产业和金融业压制其他产业。这才导致了资源都向中心城市集中，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而非“自然”。

　　今年2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加快培育中小城市和特色小城镇”，这是拓展中国发展空间的重要举措。但中小城市的发展，主要的办法不是限制大城市，而是要对向中心城市倾斜的各种政策进行调整。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