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各地投资者的经济状况

 　　近年来，随着我国发展步入新常态，在经济增长速度总体回落的同时，区域分化日益显著。传统的东中西分化格局被新的南北差异取代打破，长三角和珠三角一些结构调整起步早、力度大的一些省份，经济增长企稳向好，而主要集中在北方的资源能源大省，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在省际经济增长显著分化的同时，涌现出一批态势显著好于所在省份的高增长地区。识别发现这些地区，探寻其持续高增长的成因，对于适应和引领新常态、扎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实现经济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以4个直辖市和334个地级行政单位为基本空间单元，按照“十五”、“十一五”和“十二五”三个时期，计算各单元经济增量对全国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变化，同时考虑各单元经济的绝对规模，筛选出过去15年对全国经济增长贡献突出的地域单元，即可揭示出全国区域经济格局演变态势。

　　从“十五”到“十一五”，各单元经济增量对全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变幅介于-1.30~0.45个百分点之间，贡献率变幅以±0.1%为界限表现出较为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因此，根据各空间单元对全国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大小及空间分布情况，按照贡献率小于-0.1%、-0.1%~0、0~0.1%和大于0.1%的分类标准，将各空间单元分别确定为贡献率减少、稳中略减、稳中有增和增加四种类型（图1）。

　　其中，有217个单元全国经济增长贡献率增大，占单元数量的64.20%，其中，贡献率显著增加（增幅大于0.1%）的有32个单元，占单元总数的9.47%。主要有东北地区的绥化、大庆、吉林、牡丹江、沈阳、大连、通辽和赤峰等城市，海峡西岸的福州、泉州、漳州、揭阳、龙岩和三明等城市，长江中游以及中部地区的徐州、合肥、芜湖、武汉、黄冈、襄樊、宜昌、荆门、岳阳、长沙和衡阳等城市，黄河中游的朔州、西安、榆林、鄂尔多斯等城市，长江上游地区的重庆和成都，以及西北地区的海西州等。在地域上，这些单元分布比较分散，各大区域均有分布，东北、长江中游、黄河中游和海峡西岸地区有一定集中。这种分布格局反映了新世纪头10年在“入世”效应带动下加工制造业快速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能源原材料产业大规模扩张支撑经济增长的特点。

　　在这期间，东部地区在继续以总量占绝对优势，担当了全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基本支撑作用，而东部地区部分空间单元对全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呈现出下降态势。中西部地区一些资源型城市和重化工业城市对全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总体呈上升态势。

　　“十一五”到“十二五”，各单元对全国GDP增长贡献率的变幅介于-0.97~1.07个百分点之间。与前一时期相比，这期间各空间单元的贡献率变化呈现出降幅缩小、增幅加大的特点。

　　尽管“十一五”到“十二五”各地经济增量对全国贡献率变幅显著高于前十年，但经济增量贡献率增加的空间单元却有所减少，共计197个，占单元总数的58.28%，其中经济增量贡献率显著增加（变幅大于0.1%）的单元有42个，占单元总数的12.07%。主要有东部地区的北京、天津、威海、青岛、潍坊、南京、盐城、南通、淮安、扬州、镇江、徐州、杭州、福州、漳州、惠州、广州、深圳，中西部的郑州、襄樊、宜昌、武汉，西南地区的重庆、成都、贵阳、遵义、铜仁、六盘水、黔东南州、黔南州、昆明、南宁市，以及西北的西安、咸阳、兰州、乌鲁木齐市等地。与前一时期相比，这些单元的空间集聚特征显著增加，环渤海地区、苏北地区和华南地区相对集中，特别是在西南地区形成了大的集聚区（图2）。从整体上看，贡献率增幅较大的单元南方较多，贡献率下降的单元则集中在北方，印证了南北增长分化日趋显著的特点。

　　从“十五”到“十二五”的三个五年规划时期，有130个地级及以上行政单元的经济增量对全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上升（表1），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关中地区、成渝地区、北部湾地区等；54个单元的贡献率持续下降，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环渤海地区、长三角部分地区以及东北部分地区，如陕西、山西、河北、内蒙古和黑龙江等，主要是资源型城市；87个贡献率先升后降的单元集中分布在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67个贡献率先降后升的单元，主要分布在西北和西南地区（图3）。

　　从图3可见，在过去15年间出现了“一大三小”四片高增长地区。一大，就是以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等省市为主，包括河南、四川、贵州、陕西、福建等省部分地区的巨大高增长区域。除此之外，在跨河南、安徽和江苏三省的江淮地区、云南和川南地区，以及新疆也分别有一片相对集中的高增长地区。

　　上述关于增长贡献率变化类型的划分，是根据份额的相对变化确定的，并没有考虑个单元经济规模的绝对量。因此，在贡献率持续上升的130个单元中，咸宁、汉中、钦州、汕尾、昭通等42个单元的经济总量占全国比重，低于所有单元的中位数，表明这些单元虽然持续较快增长，但由于绝对规模不大，因此对全国增长贡献的绝对量还比较有限。天津、重庆、成都、武汉、长沙等88个单元，经济规模处于全国中上游水平，现阶段对全国增长贡献的绝对量虽不是最大，但在每个时期对全国增长的贡献率都在不断提高，是过去15年对全国增长贡献最大的单元。

　　进一步分析上述88个单元的构成，可以发现其中38个单元的贡献率虽然也一直保持较高水平，但“十一五”到“十二五”期间增长贡献率提高的幅度，要小于前期“十五”到“十一五”时期的幅度，具有“加速度”为负的特点。与此相反，重庆、成都、昆明、遵义、武汉等50个单元从“十五”到“十二五”的三个时期，贡献率增幅越来越大，具有“加速度”为正的特点，表现为经济增长动力不断增强，可以视为对全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支撑作用的增长新空间。

　　上述单元作为对全国经济增长做出较大贡献的新空间，主要得益于以下因素：

　　一是交通等基础设施条件的显著改善，缩小了与国内外大市场的空间距离，初步具备了吸引各类要素集聚的基础条件。进入新世纪以来，高铁建设成为影响和改变我国区域发展格局的重要因素。高铁所到之处，城市间联系强度显著提高，要素流动更加便捷畅通，为吸引人口和产业经济活动集聚，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图4可见，50个增长新空间也与高铁建设具有一定的相关性。随着铁路建设的重心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今后有望涌现出更多增长新空间。

　　二是积极承接国际和东部沿海的产业转移，夯实了经济增长的物质基础。进入新世纪以来，紧邻东部沿海地区的中部各省，以及西部地区区位条件较好的大城市及周边地区，如江西南部、湖南南部和广西东部等靠近珠三角的中西部地区，充分利用当地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相对低廉的优势，抢抓东部沿海地区要素成本抬升带来的产业转移机遇，打造发展平台，深化区域合作，促进能矿资源和其他初级产品为主的传统产业结构升级，实现了东中西部地区的良性互动，赢得了发展的主动。

　　三是得益于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提升，通过提高参与国际、国内市场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优化了区域产业结构和区域开发格局。进入新世纪以来，重庆、成都、武汉、郑州、昆明、南宁、银川和乌鲁木齐等中西部省会城市致力于扩大对内对外开放，通过吸引世界跨国公司，积极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培育发展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新兴产业，实现了跨越发展。以重庆为例，依托两江新区平台，发挥保税港区和综合保税区优势，吸引众多世界500强企业和代工厂入驻，形成了以IT产业为代表的加工贸易全流程产业集群，奠定了内陆开放高地地位。

　　从“十五”经过“十一五”，到“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空间经历了从离散到集中、从南北均衡到南多北少的区域分化。东北、华北和西北的能矿资源和重化工业城市，对于全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经历了一次大起大落的循环。从50个增长贡献率增长最为显著的新空间单元分布看，主要集中在我国地理版图的东南象限。东部沿海地区只有环首都地区、苏北和闽北等地的少数地市进入此列，中西部则主要集中在成渝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和长江中游城市群地区等，表明从经济增长活力看，中西部条件较好的城市群地区，未来可望在全国增长格局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这些地区大都处于工业化发展中期，近年来充分发挥区位优势突出、劳动力资源富集、市场潜力大的优势，积极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更加注重经济结构调整和自主创新，大力推进城镇化进程，发展潜力不断得到释放，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不断增强，在全国经济版图中凸显出新的增长极作用。展望“十三五”，随着“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国家战略不断推进，各地区区位条件还会发生进一步的变化，那些主动适应新常态，按照五大发展理念要求，追求创新、注重质量效益、努力满足市场需求的地区，那些切实开展“三去一降一补”、扎实推进产业升级，努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地区，那些不断推进市场化改革、切实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的地区，必将在新一轮竞争中掌握先机，赢得主动，成为为全国经济做出更大增长贡献的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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