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投行治理机构呈现

　　英国“脱欧”公投的市场阴霾，在对全球股市、汇市造成短暂的彷徨后，发酵效应未必持续燃烧，经济全球化大势不会因为英国“脱欧”而逆转。

　　在2016夏季达沃斯论坛“‘一带一路’，多方共赢”分论坛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AIIB）行长金立群表示，亚投行将会覆盖更多国家，今年下半年还将有20个意向方加入，届时将会有约90个成员。

　　关于亚投行，全球有不同看法。有国家认为是老秩序的挑战者或颠覆者——如美日从排斥到观望；有国家认为是全球经济治理秩序的有益补充——包括了涵盖欧洲国家在内的很多国家。

　　亚投行扩容，证明了亚投行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独特作用，即后危机时代需要这一机制，而且这一机制具有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所无法发挥的作用。

　　当几乎所有主要经济体都困扰于货币政策的放与收，而且期望通过货币战和贸易保护主义来自保时，孤立主义的焦虑或恐惧带给全球市场更大的风险。英国“脱欧”公投是如此，美国和欧洲亦是如此。

　　全球市场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抱团取暖，经济一体化是破解经济新平庸的药方。亚投行的意义恰在于老的全球化机制和治理系统出现问题和偏差时，及时提供了新的、高效的解决方案。

　　亚投行扩容，正折射了全球经济一体化或新平衡的诉求。而且，亚投行的治理机构也呈现出新老秩序融合的特征。一方面，亚投行借鉴了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经验，又弥补了两大“银行”决策机制繁复和效率不高的短板。另一方面，亚投行融入了中国特色和体现了新兴市场的需求。

　　不必讳言中国发起或者中国主导的特点，这是亚投行成立的基础。此外，亚投行和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紧密相连，加之中国出资最多，输出产能和资本更契合了中国供给侧改革的现实要求。

　　新兴市场、后危机时代的紧迫要求是亟需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为新的经济周期打下稳增长的基础。这既需要产能，也需要资金——尤其是在资源和能源价格低迷的情况下，中亚和西亚国家需要通过产业转型升级（爱基,净值,资讯），摆脱能源和资源出口依赖的结构性困扰。

　　即使是发达市场，遭遇危机洗礼的经济结构也需要重新规划和调整。从美国到欧洲，都需要重振制造业，争夺工业4.0的主导权。资金和产业转型升级对西方世界而言同样重要。

　　从亚投行到“一带一路”，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而且，两者越来越呈现出战略合一的特点。欧亚各经济体加强合作，没有政治意识形态的纠缠和地缘政治的结盟意味，而是基于经贸多赢的目的。事实上，从亚投行的亚欧成员构成和“一带一路”战略的节点国家看，也存在着一定的共通性。

　　亚投行已经批准了首批贷款项目。涉及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的能源、交通和城市发展等领域，贷款总额为5.09亿美元。其中有三个项目是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联合融资。由此看出，亚投行的贷款项目和“一带一路”布局的产能项目是一致的。而且，亚投行也并非孤立的机制，而是和其他全球治理机构存在着协作关系。

　　这对其他未加入国家具有示范效应，亚投行扩容符合逻辑。简单言之，加入亚投行有利可图，对于那些亟需资金和产能项目的发展中国家言，市场动荡期引入资本和产能能够稳固国家经济基础，甚至可以实现弯道超车。在全球范围特别是广大的亚欧腹地，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经济发展的平衡不仅仅是经济命题，也有助于解决其他延伸矛盾。

　　亚投行扩容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将构成一个新型的经贸合作关系，这更符合后危机时代的特点。因而，亚投行扩容，加之“一带一路”的战略支撑，将为构建21世纪新型国与国之间伙伴关系做出有益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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