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企为何不选择中国投资发展

　　中国经济下滑，外企开始逃离中国。

　　自2015年以来，“外企逃离中国”的说法开始出现在各种媒体上：2015年初，日本松下、西铁城两家企业先后关闭位于济南和广州的工厂；2016年6月，飞利浦照明宣布关闭深圳工厂。有些人将这些事件解读为“中国经济环境恶化致使外企逃离”，这种说法渲染了不必要的恐慌。但实际上，外企的进入和离开，遵循的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土地成本和劳动力价格上涨，只能算外企退出中国的一部分原因。而根本原因是中国工业通过迅猛发展改变了在国际分工中原先的地位。

　　外企在中国曾经有过一段好时光，大致是1998-2008这一时间段。我们可以称之为外企的“黄金10年”。1998年，很多国企员工的工资还在1000元左右徘徊时，外企却可以轻松开出3000元以上的工资，差距可谓巨大。那时的大学毕业生争先恐后去外企应聘，实在进不去的才会去考公务员。“外企白领”在城市里是非常受人羡慕的工作。外企享受这段好时光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当时的产业结构与发达国家存在明显的代差，并不具备许多高端工业品的生产能力，例如电子产品、化工产品、药品和医疗器械、精密仪器等等。这些领域当年基本是外企的天下，外企产品在中国市场畅通无阻，销售额年年攀升，业务的限制因素其实是中国人的购买力——中国人均GDP在2000年才1000美元出头，属于低收入国家。

　　在那“黄金10年”里，许多外企采取的策略就是将中国定位为廉价车间和销售市场。廉价车间是显而易见的事情，本田在广东佛山南海区开设的零部件制造厂就是典型的例子。因为南海本田把工资压得太低，2010年的大罢工把日方管理人员弄得灰头土脸，此为后话。当年中国为了吸引外资，给很多落地的外企提供税收优惠等超国民待遇。以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为代表的一大批外资制造业企业充分享受了这一时期的政策红利。

　　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使得中国人的购买力迅速增加，中国也就成了外企理想的销售市场。许多外企的中国分公司都扮演了“现金奶牛”的角色。在同行业的中国企业还没有成长起来的时候，它们可谓“一招鲜吃遍天”，凭借技术垄断在中国赚得盆满钵满。高通在中国的“市场开发”实质就是向中国企业收取3G/4G手机无线通讯的专利授权费用，而且收费多年来节节攀升，以致2013年高通248亿美元的总营收中，竟有49%来自中国市场。外资制药企业则依靠销售一些特效药获取高额利润，特别是抗癌药。2008年前后，哪怕是给这些外资药企跑腿的基层医药代表，入职两三年后的月收入都能达到2万人民币以上——钱还能来得更容易些吗？

　　另一方面，许多外企的中国分公司，绝大多数雇员属于营销团队和客服团队，重要的研发团队并没有放在中国。比如电信行业的高通，制药行业的勃林格殷格翰、百时美施贵宝，采取的都是这种“以捞钱为主”的经营模式。像微软、诺华制药这些在中国真正做些研发的外企，简直太难得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从这类企业的“黄金时代”中得利的不过是少数买办。而老百姓（49.16 -0.95%，买入）平日里买手机、买车、买药，实质上都是在给这些外企奉上高额利润——谁让中国自己造不出来呢？

　　外企的“黄金时代”为何在2008年后走向终结？2008年的金融危机算外部因素，但中国的内部因素才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中国企业的成长非常迅猛，管理和生产水平得到迅速提高，在各个行业和领域对外企构成了全方位挑战。

　　不妨从宏观角度来看看到底这些年外企在中国有怎样的经历。

　　首当其冲的是技术门槛相对较低的行业，比如零售业。2000年前后，沃尔玛、家乐福这些外资超市刚进入中国的时候，货品和管理方式确实具有优势。它们在各大城市果断拿地、盖楼、开店，让当时还不具备规模效益的本土零售业企业噤若寒蝉。但是既然这类企业不存在技术门槛，依靠的无非是前期资本投入和既有的管理经验。而当国内资本变得不那么稀缺的时候，零售业外企在资本上的优势也不存在了。沃尔玛中国区2012年关闭5家、2013年关闭15家、2014年关闭25家门店；2015年家乐福在华关店数量超过15家1。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华润万家2015年新开店门店近300家，还顺带着收购了乐购超市所有中国门店。

　　咨询行业也谈不上技术门槛。麦肯锡、波士顿集团等外资咨询公司说穿了都是“吃软饭的”。在外企的“黄金10年”，它们的主要客户其实大多是国企。它们借着当时国内对西方企业管理制度的崇拜，高价兜售了不少“改革方案”。反正把钱赚到手就可以拍屁股走人，至于“改革方案”管不管用，那就不负责喽。几年下来，许多国企也看清了咨询公司的本质：很多员工确实拥有光鲜亮丽的学历，可是服务内容大都是兜售概念，再就是做一堆漂亮的幻灯片，这些玩意儿对于改善企业经营真能起到多大作用？后来斯诺登爆出的“棱镜门”令中国政府意识到国家信息安全的重要性，在国资委的操控下，2014年以后国企普遍不再使用外资咨询公司的服务。于是，外资咨询公司迅速从几年前的“高大上”变成了现在的苦逼。据我所知，私企20万元的小项目，放在几年前他们看都不看，现在得上赶着去做，要不然只怕没饭吃了。

　　接下来是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家用电器行业。2000年前后，松下的冰箱和空调是“高大上”的主流产品，用得上这些东西的家庭，经济状况真不错。那时的国产品牌也就是海尔稍有点知名度。到了2015年，中国冰箱市场份额的前几名依次是海尔（超过25%）、海信（近15%）、容声（近15%）、西门子（11%）2，此后是美的、美菱，而松下的份额可以忽略不计。2014年中国空调市场份额中，国产品牌格力、美的、海尔、志高牢牢占据前四强，其中格力市场占有率在1/3以上。松下、三星、日立等所有外资企业，空调市场占有率加一块不足6%3。外资企业在家电行业呈现全面溃退。

　　2000年前后，松下、索尼、日立是高端彩电的代表，海尔、长虹等国产品牌的产品，在性能和价格上都低一个档次。到了2015年，海信、乐视、创维、TCL、长虹已成为数字电视的绝对主流产品，性能丝毫不亚于外企品牌，而价格却让人无法拒绝——随着中国工业体系的完善，液晶屏、数字电路等所有电视配件的生产都已实现国产化，这意味着中国企业能够完全掌握最终定价权。国产数字电视的性价比已将曾经不可一世的日企逼上绝路：松下计划终止中国的电视机业务，日立在2015年已经终止了中国的电视机业务。

　　再接下来是技术含量更高的IT和电信行业。1999年，东芝在中国笔记本电脑市场的份额名列前茅，达30%以上。可是东芝竟然店大欺客：免费为世界其他国家的用户更换有缺陷的软驱，唯独对中国用户收费。软驱事件立刻让东芝声名狼藉，而国内笔记本电脑生产商正好趁机攻城略地。到了2015年，联想加上旗下的Thinkpad占据中国笔记本电脑约35%的市场份额，哪怕神舟也有近6%的份额4。

　　手机市场的竞争则更为激烈。从2000年到现在，国内手机市场经历了多次大洗牌，天翻地覆慨而慷。2000年的主流是诺基亚和摩托罗拉，而今这俩公司一个比一个惨：诺基亚把手机业务卖给微软之后金盆洗手；摩托罗拉先是被谷歌收购，被谷歌榨干后又甩给联想。

　　2016年1月，中国手机出货量前五名是华为、OPPO、小米、vivo、苹果。苹果之外的四个国内品牌，市场份额合计50%以上5。连一向强势的三星，市场份额也已下降到7%左右。至于夏普、飞利浦这些外企手机品牌在中国市场也是连连失手。

　　高通坐地数钱的好日子也到头了。2015年初，高通收到国家发改委的一份大礼——60.88亿元的反垄断罚单。高通不得不按照发改委的要求改变以手机整机价格收取专利授权费的模式。与此同时，华为所掌握的4G通讯专利逼平了高通，而且开始与爱立信展开开发下一代5G技术的较量，高通此时已被甩在身后。2015年6月，高通宣布裁员4500人，勒紧裤腰带准备过苦日子。

　　说到这里，大家可能已经明白，所谓“外企逃离中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并非因为中国经济整体呈现颓势：如果GDP增长率6.5%的中国“濒临崩溃”，那么GDP增长停滞的日本和法国岂不是天天在崩溃中？某些外企撤离中国并不值得担忧。近年来宣布关厂的松下、西铁城和飞利浦照明，其产品在中国市场并无优势可言，“逃离”其实是在市场竞争中落败的结果。有些人担心这些外企的撤离会减少中国的就业机会。这种想法有些杞人忧天的意味：击败这些外企的恰恰是不断走强的中国企业，处于上升期的中国企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还不容易吗？就业机会并不都是外企的“恩赐”，本土企业更有能力解决就业问题。

　　外企将来在中国的发展趋势会是什么样呢？可以总结为一句话：放下身段，踏踏实实做生意。以前它们在中国没有强大对手，可是现在有了。2014年，中国公民和企业在世界范围内提交的专利申请量共83.7万件，美国和日本则为50万件和46.5万件6。中国企业研发能力的不断增强，使得外企依靠技术垄断获取超额利润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在2000年，外企在华销售的心脏搭桥支架可以卖10万元，那可是2000年的10万元！可是现在呢，因为心脏搭桥支架已经普遍国产化，外企产品能卖2万元的价钱就不错了。这就是民族工业的重要性——当我们不具备生产能力的时候，只会面临垄断和漫天要价；只有在我们具备生产能力之后，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竞争。曾几何时，中国廉价的劳动力是外企留在中国最大的理由，而今天中国劳动力价值得到提升后，外企依然选择留下，离不开的是中国制造有成熟完备的生产线和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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