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孩全面实施政策后还缺劳动力么？

　　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是全面两孩政策出台的最大背景。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全面两孩政策的出台是劳动年龄人口进入负增长的客观必然。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如果按照16-59岁的统计口径，2012年比2011年少371万，此后持续负增长；如果按照15-64岁的统计口径，2014年比2013年下降113万，此后持续下降。如果按照16-59岁年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来看，2010年比2009年下降了0.1个百分点，此后加速下降；如果按照15-64岁年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来看，2011年比2010年下降0.1个百分点，此后加速下降。也就是说，无论从劳动年龄人口绝对量，还是相对量，无论是16-59岁统计口径，还是15-64岁的统计口径，2014年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均进入了负增长阶段。

　　如果劳动参与率不变，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意味着劳动力总量的负增长，意味着中国劳动力已经由劳动力充裕时代向劳动力紧张时代的巨大转变，这种转变意味着劳动力市场将会出现短缺，劳动力工资将开始上涨，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所依赖的低廉劳动力供给紧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低成本优势即将丧失。更为重要的是，劳动年龄人口进入负增长意味着人口政策已经开始报警，过往的双独两孩和单独两孩政策调整还不够，需要更加宽松的生育政策，这意味着，全面两孩政策的时机已经成熟。

　　根据测算，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2017～2021年增加二孩出生数为1700万人左右，平均每年增加340万左右，最多的一年预计增加464万人。将政策不调整情况下的每年预计出生人数与2016年政策调整后预计每年新增的二孩出生数相加，得到2017年到2021年每年的出生总人数，介于1700万人-2000万人之间。实施全面两孩政策调整后短期内可能形成一个生育小高峰。但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三次生育高峰期相比,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可能形成的生育高峰峰值明显低于前三次高峰期的峰值（前三次峰值分别为1954年的2260万、1963年的2959万、1987年的2529万），而且持续时间短。最近一次生育高峰期（1981年到1997年生育总量均超过2000万）持续了18年，而这次生育高峰只会持续2-3年。

　　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的新增出生人口将在15-16年后陆续成为劳动年龄人口。到2035年，政策调整后比政策不调整新增1540万人；到2040年，政策调整后比政策不调整新增2190万人；到2050年，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政策不变条件下多3390万人。不过，由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中退出规模远大于进入规模，到本世纪末，全面两孩政策所增加的劳动力供给虽然对劳动年龄人口下降速度有所缓解，但是难以扭转其下降趋势。

　　从结构来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下降主要原因是新进入的劳动力规模远小于退出的劳动力规模。从未来10年来看，退出的劳动年龄人口是1960年代因响应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时期实施鼓励多生的生育政策而出生的人口，而新进入的劳动年龄人口是2000年之后在独生子女政策下出生的人口。两者的剪刀差较大，由此造成新进入的劳动年龄人口难以补充退出的劳动年龄人口，在劳动参与率不变或者下降的情况下，劳动力短缺问题突出。

　　当前人口学家较多关注人口总量的负增长，而对劳动年龄人口的负增长关注不够。其实，这是一种误区。在一个国际迁移影响不大的封闭人口，人口总量的负增长取决于生育人口和死亡人口两大因素：当出生人口大于死亡人口，人口总量呈现正增长态势；而当出生人口小于死亡人口，人口总量呈现负增长态势。人口总量的负增长并不一定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的负增长。劳动年龄人口的负增长取决于进入规模与退出规模的比较，而不是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的比较。两者存在不同的变动规律。但是，从人口经济学角度来看，其实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比总人口负增长更值得担忧。

　　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最大的特征是，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早于总人口负增长大约20年。2011年前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开始下降，而我国总人口预计在2030年前后开始下降。这主要是因为改革开放之后计划生育政策导致新进入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量小于退出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量，而期间因为医疗技术的进步，死亡人口远低于出生人口，由此形成总人口并没有下降，而劳动年龄人口下降的局面。其实，人口学界更应该关注劳动年龄人口总量的负增长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有研究认为，过去50年里，没有那个国家在劳动年龄人口下降的同时经济发展速度依然保持早6%及以上的速度。

　　较高的女性劳动参与率使得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的改善空间难度加大。如果女性劳动参与率不高，比如日本和韩国，已婚女性大多回归家庭，抚养孩子，发挥劳动年龄人口储水池的效应，因此，当劳动年龄人口不足时，女性可以提高劳动参与率来弥补劳动力不足。当前日本就是鼓励女性就业来弥补劳动年龄人口的萎缩，尽管效果不是很明显。而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负增长包括女性劳动年龄人口的负增长，而且女性劳动参与率很高，导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负增值呈现出硬性负增长，而不是软性负增长。因此，应对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要么延长劳动者的退休年龄，要么吸引国外劳动力。

　　过去50年里，世界上出现了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的国家有日本、德国、意大利、俄罗斯、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立陶宛、乌克兰、匈牙利、白俄罗斯、克罗地亚等。日本从1996年起开始下降，而且加速下降，下降规模从起初的5万左右快速增加到最近的84万左右。德国从1999年起开始下降，2001年到2010年年均下降30万左右。意大利从1993年起开始下降，其他东欧或南欧国家或早或晚都进入劳动年龄人口的负增长阶段。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的国家大多启动了积极的应对措施。

　　吸纳国际移民是劳动力缺乏的国家普遍采取的做法。据德国联邦劳工局的最新数据，截至2012年年底，在德国登记就业的意大利、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4国公民人数已接近48万。德国国际移民占其总人口的比重约为15%，其劳动力市场中移民的比重将更高。美国劳动力市场移民占比将近20%，新加坡移民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为45.4%，同样的，其劳动力市场中移民的占比更高。移民确实能有效缓解劳动力短缺，但是也会带来很多社会问题，尤其是增加社会管理成本和社会风险。目前，中国国际移民占总人口的比重约为0.1%，日本和韩国分别为1.6%和2.6%。相较于德国和美国，中日韩三国的国际移民占比异常低。有学者人为，对于中国而言，国际移民未必适合中国国情，而“国际移业”更加适合中国，也符合我国的“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的战略。日本国际移民并不多，但是其跨国公司遍布全球，“国际移业”非常成功。

　　鼓励女性就业来缓解劳动力短缺也是不少女性劳动参与率低的国家的基本做法。日本和韩国政府均鼓励女性积极就业来弥补劳动力市场短缺。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极高，因此，从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角度来缓解劳动力短缺的意义不大。

　　除了延迟退休年龄外，鼓励生育是发达国家应对劳动力市场短缺的基本做法。尽管对于嗷嗷待哺的劳动力市场来说，生育效应至少要15年之后才能显现。不过，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几乎所有劳动力短缺的国家都实施鼓励生育的就业保障政策，同时保障女性的生育权和就业权，从而确保女性能安心生育。西方国家普遍性通过丰厚的带薪产假来鼓励女性生育。此外，为了促进女性产后积极就业，不少国家建立免费托儿教育政策，比如瑞典实行了政府买单的公共日托服务，公共托儿所享受社区和政府的补贴，父母只需支付10%的费用。又如法国为促进妇女就业，对两岁起的幼儿实行免费的公共幼儿教育。再如日本政府通过“育儿休假人员复工程序奖励金”来鼓励企业招聘产后女性。

　　全面两孩政策后，我国将面临重大的经济社会转型：经济增长方式面临根本性改变，由劳动密集型向知识、技术、创新密集型转变，由依靠低端制造业发展向依靠中高端制制造业转变；经济总量要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均国民收入要迈出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阶段；到2020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60%，2030年70%，进入高度城镇化阶段；而到本世纪中叶，我国将从发展中国家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在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背景下，经济社会转型需要进行系统性的结构性改革，既需要从劳动力的供给侧来看，也需要从劳动力的需求侧来看。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趋完善，居民的收入形式也将呈现多元化趋势。未来我国劳动参与率依然将呈现下降趋势，预计到2050年我国劳动参与率将下降到52%左右。因此，在劳动年龄人口和劳动参与率双下降的背景下，劳动力总量下降将加速，劳动力短缺更加严重。因此，从劳动年龄人口的供给侧来看，治标之策是要加快完善延长退休年龄的政策体系，而治本之策是提高生育水平，实施鼓励性生育政策。在既要保障女性的生育权，又要保障女性的就业权的情景下，两全其美之策是完善女性的就业保障制度，比如建立和完善女性育儿期的弹性工作制，建立和完善政府育儿保障金制度，建立完善与工龄脱钩的社会保障福利制度，探索建立与绩效、股权、能力等挂钩的社会保障福利政策体系，建立和完善企业社会责任制度，将保障女性员工的生育权和就业权纳入企业社会责任体系。此外，在现有劳动力规模的情况下，还可以通过劳动力要素的重新组合实现配置效率的提高，比如劳动力从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转向生产率较高的非农业部门，就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又如，建立全国劳动力市场统一配置平台，整合全国劳动力资源，合理配置区域流动人口，改革户籍制度，完善有利于劳动力自由流动的福利保障自由接续流转政策，有序引导劳动力市场流动，整合并最大化利用现有劳动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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