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胜军谈林毅夫路灯谬误：实质是有为政府论

　[政府真正需要关心的不是产业政策，而是通过深化改革建立法治、更低税负、更少管制的市场经济。哪些产业会成为推动创新的明日之星，还是交给市场去发挥决定性作用吧，“让上帝的归上帝、让恺撒的归恺撒”。政府在产业政策上“越位”，而在改革上“缺位”，这才是中国最大的危险]

　　最近几年，林毅夫教授的观点屡屡引发争论，搅动一池春水。

　　林毅夫的“新结构主义经济学”的实质乃是“有为政府论”。此论一出，那些对“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本就心猿意马的官员立即拿到了理论盾牌。其实，这属于一种“路灯谬误”：丢了钱的人在路灯下寻找，仅仅因为那里有灯光，而不是因为那里是丢钱的地方。

　　“有为政府论”的核心观点

　　首先需要澄清的是，从来没有人否认政府存在的意义。正如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所描述的，市场经济虽然靠每个参与者的自利行为驱动，但依然需要政府担任“守夜人”。因此，任何社会都需要政府来维护法治、公平竞争、私有财产的社会秩序，这是不言而喻的道理。即便《历史的终结》作者福山也在近期的著作中将“政府、民主、法治”并列为实现社会良序的三大支柱。

　　但林毅夫的“有为政府论”意不在此。其核心观点是：

　　1．政府应积极引导产业政策：“在结构变迁过程中，必须有先行者，先行者会有很多外部性，并且在产业技术升级过程中，必须有基础设施跟制度完善，这不是企业家可以内化于他的决策的，必须有政府的协调。很多私营企业在同一个领域做相关的投资的改善，有的就必须由国家提供。谁愿意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如果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没有政府积极地跟他配合，他也不会成功。”

　　2．投资拉动有理：“消费当然重要，但消费增长（爱基,净值,资讯）的前提是收入水平不断增长，收入水平不断增长的前提是劳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它的前提又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这些的前提又是什么，都是投资。而且统计数据表明，当中国投资拉动被批评最严重的那几年，实际上是改革开放以来消费增长最快的那几年。”

　　3．政府大部分的干预是对的：“中国这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应该讲政府大部分的干预是对的……如果没有成功的产业政策，每年9.8%、持续35年的快速增长是怎么来的？你到东莞去看，每个乡镇每个项目去看，都是政府积极招商引资来的，招商引资就有产业政策啊。”

　　正是基于上述逻辑，林毅夫得出了令学界侧目的结论和预测：

　　1．中国经济仍有高速增长的空间：“中国经济未来20年仍有年均8%的增长潜力，风景这边独好。”

　　2．中国经济的问题主要是周期性的而非结构性的：“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最主要的原因是外部性的，是周期性的，而不是内部的体制性、机制性的。不要把周期性的问题当作是体制性的问题，这样可能没有真正把问题解决，而且会创造更大的问题。”

　　3．凯恩斯主义：“现在是经济面临下行，是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最好的时候。在经济下行、失业率高的时候，应该把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提上议程，短期内会创造就业，并形成资产，长期能够提高经济增长率。”

　　林毅夫的独唱

　　专家的眼睛是雪亮的，林毅夫虽然拥有学术光环，但并未因此得到广泛支持。相反，即便在他创办的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中，也不乏张维迎、周其仁等反对者。

　　不仅是学界，中央政策制定思路，也与林毅夫的政策主张不同：

　　1．中央在2013年提出“三期叠加”来解释经济增速的下滑，即：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显然，不仅不认同只是周期性问题，而且明确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政策。

　　2．中央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尽管没有确切的数字，但显然不会高于8%。

　　3．权威人士在《人民日报》访谈中说，“我国经济运行不可能是U型，更不可能是V型，而是L型的走势。我要强调的是，这个L型是一个阶段，不是一两年能过去的……面临的主要矛盾是结构性而不是周期性的……供给侧是主要矛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加强、必须作为主攻方向。需求侧起着为解决主要矛盾营造环境的作用，投资扩张只能适度，不能过度，决不可越俎代庖、主次不分。”

　　林毅夫的逻辑谬误

　　即便是美国学术界，也是学派林立，学术观点不同本是常态。哪怕林毅夫作为“芝加哥学派”的门徒，倡导与芝加哥学派不同的学术观点，亦是学术自由的范畴。但是，一条底线是：不同的学术观点的推理过程必须符合“逻辑的常识”，如果可以抛开正常的逻辑去炮制一些“学术观点”，那是学界所难以包容的。

　　概括而言，林毅夫的逻辑缺陷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

　　1．偷换概念：林毅夫指称，“俄罗斯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教训非常惨痛。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一批欧美派理论经济学家在国内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休克疗法’，包括价格自由化、国有资产私有化、财政稳定化等”。绝大多数学者并不赞同“休克疗法”，而是认可渐进改革，但不能因此就把“休克疗法”的失败等同于“市场化改革的失败”。过程的错误不等于方向的错误。

　　另一个例证是他关于投资的推理，“消费当然重要，但消费增长的前提是收入水平不断增长，收入水平不断增长的前提是劳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它的前提又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这些的前提又是什么，都是投资。”事实上，谁也不会否定投资的必要性，即使美国这么高度发达的国家其投资率也在20%左右。我们否定的是“过度依赖投资”，过度依赖投资不仅必然导致投资过度与消费不足的结构性矛盾（产能过剩），而且最终难逃债务危机的惩罚。

　　2．脱离实际的简单归因：林毅夫认为，“拉丁美洲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由于推崇新自由主义，并在西方国家的压力下，推进贸易自由化，放松资本账户管制，实行大规模私有化，减少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导致国家经济严重衰退”。拉美国家的确普遍陷入了所谓“拉美陷阱”，但导致拉美陷阱的真是市场化、自由化吗？不是。

　　例如，中财办主任刘鹤在对拉美国家进行深入考察后撰文指出，“拉美教训的实质是，在过度民主化过程中，政客们的民粹主义立场和态度引起经济大起大落。这就形成了政治周期与经济周期的恶性交替，政客与大商业集团在经济大起大落中获得巨大利益，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受到极大损害。当地学者认为，如果说‘拉美病’或者‘拉美教训’，这一点是最根本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略萨说得更为透彻：“关于拉美最广为人信的一个神话是：拉美的落后缘于错误的经济自由主义哲学。这样的自由主义那里从未存在。那里存在的是官僚化的、法律多如牛毛的国家，把财富的再分配看得比财富的生产更重要。”

　　3．不切实际的假设：即使林毅夫主张政府积极产业政策是假定官员拥有良好的初心、足够的知识和才能，在实践中也是行不通的。

　　张维迎批评说，“在实际操作上，正确有效的产业政策的制定非常困难，不论是企业家还是科学家都难当大任。首先，企业家本身随着时代变化，过去成功的企业家也不是判断未来的最好人选。其次，即便由最前沿的科学家组成产业政策委员会，也只能看到某一个领域上的技术变化，而无法像企业家一样看到人类本身的需要”。

　　事实上，产业政策往往是好心做坏事。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后“振兴十大产业”就包括了大量事后来看来不该振兴的过剩行业：钢铁、船舶、石化、纺织、轻工、有色金属、装备制造业。各地政府力推的光伏产业是另一个沉痛教训，仅江西赛维一家企业的破产就导致200多亿元银行贷款损失。哪些产业应该大力发展，是无法事前预知的（不仅官员，企业家也无法准确预知），只能由无数个企业家在市场中不断试错。如果真如林毅夫所言，中国只要任命马云这样的聪明人担任发改委主任即可。你信吗？

　　4．把负相关说成正相关：林毅夫称，“中国这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应该讲政府大部分的干预是对的……如果没有成功的产业政策，每年9.8%、持续35年的快速增长是怎么来的？”地球人都知道，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政府干预更多，但经济濒临崩溃。1978年之后的中国经济高增长，显然是改革开放而非政府干预的结果，且这一过程也就是政府力量不断收缩、市场力量不断壮大的过程。因此，政府干预不是成就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关键，“政府干预的不断减少”才是。

　　5．只看成本不看收益：林毅夫说：“你到东莞去看，每个乡镇每个项目去看，都是政府积极招商引资来的，招商引资就有产业政策啊。”这一观点与张五常的观点类似，张五常认为，“中国的县级竞争制度有利于经济发展，中国有今天的成就与地方干部的工作分不开。各个县好像是一个个企业，县际之间的竞争好像公司间的激烈竞争，正是这样的竞争造就了中国的经济奇迹”。地方政府的GDP锦标赛当然促进了经济发展，但其成本是失控的腐败、污染与价格扭曲，继续这样的政策无疑会把经济社会矛盾推向危险境地。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2013年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明确不再以GDP论英雄。

　　6．颠倒主次：林毅夫坚持认为经济增速下滑主要是周期性的因素。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导致经济下滑的虽有周期性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中国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的结构性缺陷，也因为到达中等收入后的成本上升压力。我们不妨假定，如果没有发生2008年金融危机，中国经济继续按照10%左右的高速前进，会发生什么？结果一定是环境污染、腐败、债务、产能过剩等矛盾比今天更加严峻！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在2012年警告说“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导致濒临矛盾临界点的显然不是次贷危机，而是粗放的增长方式。

　　政府应该做什么？

　　2008年金融危机是一个重要分水岭，它使得中国粗放增长模式在主观和客观上都变得难以持续。在1978~2008年这30年期间，我们幸运地摘取了“低垂的果实”，甚至靠“招商引资、投资驱动”实现了“依靠蛮力的增长”。在后危机时代，不仅因为发达国家经济的低迷，更重要的是因为国内越来越突出的污染、债务、产能过剩等结构性矛盾，中国经济必须走向“精明的增长”，这正是经济转型的主要内涵。

　　所谓“精明的增长”是指主要依靠创新而非资源的投入来实现增长。要完成这一转变并不容易，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在1960年全球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到2008年只有13个通过“精明的增长”成为高收入经济体。

　　著名学者威廉·鲍莫尔（WilliamJ.BAumol）等人在《好的资本主义、坏的资本主义》一书中深刻指出，要实现精明的增长关键靠企业家，而培养企业家型经济需要四大关键制度要素：1．有利于创业的制度环境：创办一个企业必须是相对容易的，没有费钱费时的官僚审批制度；放弃一个失败的企业也必须不那么困难；要降低创业难度，离不开高效率的金融市场、灵活的劳动力市场；2．给企业家相应的激励：这需要法治，尤其是对财产权的保护；3．不能鼓励寻租等“非生产性”行为；4．必须保证获胜的企业家和大型成熟企业具有持续创新和发展的动力：这需要破除垄断和开放型经济。

　　因此，中国要实现创新型的可持续增长，政府真正需要关心的不是产业政策，而是通过深化改革建立法治、更低税负、更少管制的市场经济。至于哪些产业会成为推动创新的明日之星，还是交给市场去发挥决定性作用吧，“让上帝的归上帝、让恺撒的归恺撒”。政府在产业政策上“越位”，而在改革上“缺位”，这才是中国最大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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