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林毅夫再论战：经济学家都是段子手

　　经济学家张维迎和林毅夫的又一场论战已经持续了几个月。1995年是国企改革之争；2002年，张维迎加入了林毅夫和杨小凯关于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之争；2014年林张论战再次升级，这次是关于政府干预经济；8月下旬开始的产业政策讨论甚至让两人首次决定公开辩论。同为北大国发院教授的两人，将于30天内在北大国发院举行辩论。

　　然而产业政策讨论蔓延到更广阔的领域，许多人列举的例子是日本，而除日本之外，产业政策在各地各有得失，决定其成败的并非政策本身，而是政治环境。

　　产业政策的成败案例

　　1953年12月，台湾地区当局的技术顾问美国纽约怀特工程公司，向当时的“经济安定委员会”建议，在台湾设立一座树脂加工厂。

　　1950年代开始，在美国经济援助下的台湾当局，对经济进行了系统性的干预，主要目标是实现政府指导和控制、扩大私营部门、促进经济长远发展，由此产生了后来的Industry TarGEting政策，即战略性产业政策。这一政策采用的方式之一是在当局的指导下，先选择优先发展的行业，利用援助投资建厂，然后把项目交付私人企业家经营。怀特公司则承担“目标产业”的评估工作。

　　当时的“经济部长”、后来被称为“台湾经济之父”的尹仲容接受了建塑料厂的建议，但具体选择谁来承接企业时颇费周章，最后，尹仲容通过台湾银行查询到，一个叫王永庆的米商存款最多，因而决定让王永庆接手塑料厂项目。1957年，第一家塑料工厂在当局监督下完工，移交给王永庆。后来这个工厂发展为台湾的大型企业联合体—台塑集团。

　　台湾的故事在发展经济学领域是一个经典案例。通过政府干预来帮助产业发展，在台湾的经济发展史上还有不少，例如当局曾公开销毁2万只灯泡，以打击劣质产品。在私营企业发展的同时，当局也兴建大型钢铁综合企业。1965年，台湾创立了高雄出口加工区，推行信贷支持等政策。到1980年代，多达60%的研发支出来自公共部门。官方的产业政策研究院在上世纪70年代开始扮演了关键角色，对美国的技术依赖也逐渐减少。

　　在西非，同样发生在1950年代。1957年，旧称“黄金海岸”的加纳，在恩克鲁玛的领导下，成为了非洲第一个实现政治独立的国家。当时人们对加纳的发展满怀乐观，包括阿瑟·刘易斯在内的一流的发展经济学家，都为新政府出谋划策。

　　同样是在外国专家的指导下，加纳政府制订了五年计划和宏大的发展目标。这些计划同样由政府牵头。为了实现把加纳建设为发达工业国的雄伟计划，学校、医院、道路、水坝都开始大规模兴建。恩克鲁玛不满足于变化的速度，不断推出新的建设计划：制造厂、炼钢厂、矿山、船坞、航空公司……只要能够想到的行业，都在建设之中。

　　商人们很快发现，只要能说服恩克鲁玛，还有足够的钱贿赂负责审批的官员，就很容易得到政府项目。而许多项目根本没有评估经济效益。由于缺乏监管，这些项目的造价，也往往大大超出正常范围。但由于人们对加纳工业腾飞充满信心，加纳政府依然得到外界的贷款支持。人们全然没有发现加纳的经济已经被腐败的政治、低效的项目、错误的决策拖垮了。

　　1963年，官方公布的加纳政府外债额度是1.84亿英镑，1964年就达到了3.49亿英镑，实际上更多。巨额债务终于迫使加纳政府开始了进口限制，不过管理方法混乱而无效。很快，很多建设中的项目停工，工业化再也进行不下去了。

　　加纳的农业也因为盲目的大型机械化而衰退。高额的税收使得加纳出现反对恩克鲁玛的声音，加上外汇短缺导致很多必需品供应不足，国内物价飞涨，罢工也开始了。社会问题日趋严重。到1965年，加纳政府基本上已经破产，已知外债超过政府收入的十几倍。

　　以上关于加纳工业化进程的种种悲剧，以及对这一失败的解释，自然是后来学者们通过研究总结得出的，刚开始，预见到这些的人不多。而且至少短期来看，失败或成功都不是那么绝对和显而易见，比如在台湾，不是所有措施都十分成功，而基础设施建设也的确改善了加纳人的生活。

　　经济学家讲故事一再反转

　　就连在经济学界，产业政策也无清晰的定义，笼统地说许多制度都可以视为“产业政策”，从关税和外贸保护，到税收优惠、各种补贴、出口加工区，以及国有经济，甚至政府出台更严格的环保法律，也可以当作某种“产业政策”意向的体现。

　　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产业政策可以促进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支持这一观点的案例，除了前述案例，还有日本、新加坡、韩国等亚洲国家；反例也大量存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有更多的失败案例；拉丁美洲除了少数成功案例（如巴西），普遍也不太成功，政府的保护和补贴没有扶植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而是“保护”了缺乏竞争力的垄断或寡头企业。

　　在发展经济学中，“二战”之后的早期研究基本把经济发展等同于工业化，认为贫困国家不能自然而然跨越资金和技术门槛，需要政府通过产业政策来推动工业化。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一种建议是，在一段时期内禁止某些产品的进口，给国内的工业部门留出发展空间，直至它们足够强大，这也就是所谓“进口替代”，许多国家在实践中或多或少采用了这种建议。

　　到1980年代，这种理论开始受到另一些经济学家的持续批判，后者认为产业政策并未发挥作用也不能发挥作用，因为政府失灵总是比市场失灵更为严重，他们主张政府应保持“守夜人”的性质。前段时间国内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议中，经济学家张维迎的主张，基本属于这一派。

　　日本：最具竞争力产业受助最少

　　“东亚奇迹”可能是对主张政府无为而治的经典反驳。日本等国在“二战”后的巨大发展，似乎不可能跟他们的产业政策撇开关系。不过，近年里，就连日本产业政策的有效性也被质疑了。

　　在日本经济如日中天的1980年代，日本通产省官员对战后日本经济恢复的规划，被认为是日本迅速实现工业化的主要推手。著名的例子是通产省为了减少国内的竞争，在1961年计划把日本汽车制造商减少为三家：一个制造家用汽车，一个制造特殊汽车和一个制造微型汽车。但是，这一计划没有完全实现，随着日本汽车国内市场的扩大和全球竞争力的上升，日本在顶峰时期有10家整车制造商，而今天闻名全球的本田制造商，就属于当初要被通产省取缔的对象。因此，有学者指出，日本汽车制造业取得如今的成就，与通产省的政策没有关系。

　　日本房地产和股市泡沫破了之后，经济学家也从资源使用效率的角度，质疑产业政策神话。比如有人对1955-1990年接受日本开发银行贷款资助的13个产业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日本最有竞争的产业，例如汽车行业和电子制造业，生产率提高最快但是接受日本开发银行资助最少；最为落后的产业，如矿业、石油和煤炭行业，接受日本开发银行贷款最多。也有人指出，日本钢铁业的快速崛起，得益于已经成熟的炼钢技术和日本政府提供的廉价资金，日本钢铁业当时的资本回报率，大大低于日本制造业平均回报率。从投资效率来讲，这不是成功的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到底有没有用？为什么有时能发挥作用，有时却不能？一些经济学家的结论不断地被另一些经济学家所颠覆。观点的天平来回往复。曾经写过《国家为什么失败？》的美国学者詹姆斯·罗宾逊在近期发表的一篇论文里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他提出，不同国家不同的政治环境决定了产业政策的成败。

　　他的说法大致是：发展中国家推出产业政策，虽然看起来是受到某些学术观点的支持和推动，但说到底它是一个国家的政治选择的内生结果，而在利益和制度没有理顺的情况下，产业政策无法起到正面的作用。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