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为什么是“有为政府”而非“有限政府”？
林毅夫和张维迎关于产业政策的辩论战火再起！11月9日，北京大学国发院将举行林毅夫和张维迎产业政策的公开辩论，思客也将于当日“奔赴火线”，直播此次辩论实况。 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林毅夫教授一直认为“有为的政府”必不可缺，但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高等研究院院长田国强教授却认为，有为政府和有限政府的取向和定位，虽只是一字之差，却是天壤之别。 田教授强调目前中国发展的很多问题背后，是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治理边界的模糊造成的，他认为提出“有限政府”的建设才符合当下中国发展的实际，并且政府在发挥作用的时候，也应是尽量通过制度或规则的适当设计，而不是直接干预经济活动或将干预减少到最少。对此，林毅夫进行了反驳。 虽然二人观点不同，但是都同意“有为政府和有限政府虽只是一字之差，却是天壤之别”。 田国强教授在10月24日登载的《对当前中国改革及平稳转型意义重大的三个问题》，以及11月5日发表的《争议产业政策：有限政府，有为政府》的两篇宏文中，对我在《新结构经济学》中提出的“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看法提出了商榷，认为“有为政府和有限政府的取向和定位，虽只是一字之差，却是天壤之别，甚至是本质差别”，并主张“一个有效的市场的必要条件是有限政府而不是有为政府”。 为了让真理越辩越明，我提出以下几点看法，就教于田国强教授。 首先，在中国的语文用法中，“有为”是和“无为”及“乱为”对应的，只有一个行为主体所为的结果是好的，符合社会预期，才是“有为”。就像我们称赞一个年轻人是“有为青年”，这个年轻人绝不是好吃懒做、无所作为、一事无成，也不会胡作“乱为”，给个人、家庭、社会带来许多麻烦。所以，“有为政府”必然是给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做出贡献的政府。 其次，“有限政府”或“有为政府”都不能从字面理解其含义，都需要进一步从倡导者的文章或著作中理解其定义和行为范畴。新结构经济学作为一个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所主张的“有为政府”的“为”是在经济发展结构转型过程中，软硬基础设施的完善出现了市场失灵时，为了使无效的市场变成有效市场而采取的因势利导的行动。新结构经济学也进一步探讨了在经济转型升级（爱基,净值,资讯）时，市场不能做或不能为应该出现的地方，以及如何来克服，让政府不会因为无知而“无为”或无知而“乱为”。 第三，“有限政府”论认为“所谓有限政府指的是，只要市场能做的，就应让市场发挥作用，只有市场不能做或失灵时，政府才应发挥作用，从而导致好的市场经济和有效市场。简而言之，有限政府的主要职责就是维护和提供公共服务”。但是“有限政府”论者并没有讨论什么是市场不能做的，除了公共服务之外，政府该做什么。而且，就政府的主要职责“就是维护和提供公共服务”而言，在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普遍短缺，营商环境不良，法律、制度不健全，政府的资源和执行能力有限，无法使得全国的基础设施、营商环境、法律、制度达到理想的情况下，如何推动经济发展？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发展中、转型中国家不可能等到所有基础设施、营商环境和各种法律、制度都已经完善后再来发展经济，因此，必须有选择地使用其有限资源和执行能力创造局部有利的条件，像经济特区或工业园区，并以渐进改革的方式来支持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迅速形成竞争优势（爱基,净值,资讯），以推动产业的转型升级和经济发展，并为逐步完善全国的基础设施、营商环境、法律、制度创造条件。 这种特区和工业园与新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Paul Romer所倡导的“特许城市”有异曲同工之效，只不过规模更小、更可行。遗憾的是，“有限政府”论者经常以建立有效市场的目标代替建立有效市场的手段，把试图在基础设施、营商环境、法律、制度等均不健全，政府的资源和执行能力有限的发展中、转型中国家以务实渐进的方式来推动改革和发展的努力贴上“不改革”或“不重视改革”的标签，而不是以针对逻辑、针对经验事实的严谨的学术方式来进行讨论。 第四，且不说，不管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如何，在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努力中，各种硬的基础设施、软的制度完善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即使到了发达国家那样的阶段，经济发展所依赖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必须靠自己的“研究和开发”来取得。这时，企业对开发有积极性，因为开发出来的新产品和新技术可以申请专利。对于基础研究，则因为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其成果是公共知识，如果政府不支持企业则不愿做。但是，如果没有基础研究，新产品、新技术开发就成了无源之水，为了经济的发展，基础科研只能靠政府来支持。可是政府能用来支持基础科研的经费有限，而能做的基础科研无穷多，因此，政府也就只能有选择地支持，而这种选择也就决定了一个国家的产业技术发展方向。这种选择性支持也就是一种产业政策，其范畴超过“有限政府”之主张，而属于新结构经济学的“有为政府”之范畴。 第五，“有限政府”论者担心“有为政府”的提法会成为政府乱为的借口。但是，“有限政府”论者并非建议政府“无为”，主张政府应该提供社会治安、国防安全、健康、教育、监管、法律建设等公共服务，以及以机制设计来解决市场失灵等等，这些都要求政府有能力、有信息、有意愿来做。以机制设计为例，政府必须知道市场失灵在何处、何人有能力设计、设计出来的机制政府有意愿执行，以及政府不会以机制设计为名来追求自己或小圈子的利益等等。所以，不管秉持何种理论，任何需要政府作为的主张都可能成为政府“乱为”的借口。 最后，主张“有限政府”的学者所依据的理论其实来自于无“结构”的现有经济学理论，强调建立在结构处于稳态时的政府的守夜人角色，但是却没有讨论在经济发展、结构转型的动态上，政府应该做的与稳态时做的究竟有什么不同，这些不同应该如何随发展阶段与经济结构的变化而变化。 新结构经济学作为一个新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体系，把结构引进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分析中以探讨政府和市场在经济发展、结构变迁过程中各自的作用，这种有结构的经济学理论所主张的政府的作用，自然不会完全等同于没有结构的、处于静态状况的经济学理论所主张的政府的作用。确实如田国强教授所言“有为政府和有限政府的取向和定位，虽只是一字之差，却是天壤之别，甚至是本质差别”。 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近200个发展中国家中，能够摆脱“低收入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而进入到发达国家行列中的案例屈指可数，新结构经济学这种理论创新的努力希望能够使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在“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下，克服在经济发展、结构转型过程中必然存在的各种体制、机制、软硬基础设施的缺陷和市场的失灵，取得经济稳定、快速、绿色、包容、和谐、开放、可持续的发展，实现几代人追求的现代化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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