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胜出带来三大变化

　　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川普）在美国总统大选中胜出，颠覆了美国主流政界，企业领袖，媒体、华尔街精英们的预期。与6月底英国脱欧类似，特朗普胜选反映了金融危机以来，精英阶层与普通民众的割裂。而笔者想要探究的问题是，造成上述类似黑天鹅现象的根源在哪里，为什么英国脱欧后英镑大跌而特朗普胜选美元却大涨？对中国影响如何？

　　货币主义实验的终结

　　金融危机以来，各国实行的无节制的宽松货币政策是主要原因之一。中央银行太相信和依赖货币主义的政策，通过无限量的量化宽松，表面上帮助经济走出低谷，但实际上却是富人得益、穷人受损、收入差距进一步加大，精英阶层与普通民众撕裂挑战传统的经济共识与政治框架。从这个角度来看，特朗普当选或许意味着货币主义实验的终结。

　　金融危机以来，各国普遍实行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对抗困境。观察欧美日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可以发现，截至当下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已比量宽之前扩大了5倍；欧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曾在欧债危机严重时大幅扩张，2012年间扩张了2倍有余，而后受制于非财政同盟的体制因素，大幅缩减，但在去年面临通缩压力，欧央行再度祭出量宽与负利率大招，资产负债表规模接近危机以来最高点；日本央行虽然未在危机之后立刻采取行动，但自安倍经济学开始，日本央行资产负债表快速扩张，较危机前扩大了近4倍。然而，在表面经济复苏的背后，却是资产价格大涨而工资不涨，收入差距加大、社会割裂与政治风险不断上升，笔者此前将这种现象称为货币政策不能承受之重。

　　以美国为例，作为量化宽松的大力推动者，通过三轮量化宽松政策，经济逐步向好，迎来了复苏的势头，并于去年12月开启了历史性加息。然而，正如笔者2014年10月文章《美国经济步入格林斯潘式复苏》中观察到的，危机后的八年时间，美国结构性改革进展缓慢，包括生产效率提升迟缓、制造业占GDP比重处于下降趋势、高消费低储蓄的结构性问题没有明显改善、医疗改革政策收效甚微但负担显著加大等，经济转好更多的是借助了宽松货币政策，金融与地产是复苏的主要支持。

　　再工业化进展缓慢使蓝领工人薪酬上涨有限，而资产价格的高涨进一步帮助富人财富集聚，普通民众与精英阶层的贫富差距明显加大。这也使得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感受到的是经济的衰退而非好转，结果便是更多的选票投向以“让美国再次伟大起来”（Make AmeriCA Great Again）为口号的政坛新人特朗普。这一看似简单的标语实则抓住了普通民众对于现状强烈不满，相比于传统政客希拉里维持现状的口号“一起更强大”（StronGEr Together）更能抓住人心。

　　因此，从根本上看，当下黑天鹅事件频发是货币主义危机的一个缩影。即传统货币数量论交易方程MV=PQ无法很好的解释货币与通胀的关系，货币扩张在现实中并未带动通胀，而对资产价格的推高却又是显而易见的。其后果就是，如今全球多个地区呈现的，传统行业被挤出，资产价格增长加剧居民收入差距，以及随之出现的经济政策遭遇的困境，即一方面资产价格高涨有泡沫风险，另一方面即便量化宽松，乃至负利率政策，实体经济却仍然存在通缩的风险。

　　从这个角度来看，经济政策的失效直接导致选民不满。而反精英政治的屡屡胜利或意味着货币主义的终结。

　　美英黑天鹅事件殊途不同归的背后

　　尽管英国脱欧与美国特朗普胜选两个事件背后的逻辑有相似之处，但二者发生后，市场的影响却又有明显不同，这背后的原因何在？

　　可以看到，英国脱欧后首日，英镑兑美元贬值8.84%，而后由于新首相梅强硬脱欧的态度，英镑整体上保持疲软走势，至今对美元贬值17.3%；而与英国脱欧明显不同的是，特朗普意外当选并未给金融市场造成预想中的负面冲击。尽管起初市场短期内反应负面，但在当选消息确认后不久，美元指数却扭转下跌，反而上涨，相比于大选前的不足97上涨至11月9日的98.7。

　　笔者看来，这背后与投资者对美英两种不同的民主制度对政策前景的不同影响有关。即虽然同是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但英国议会制下，立法权与行政权在实质上是合一的，权利更加集中。即议会（下议院）不但行使立法权，且总理也一般是议会多数党的领袖；而上议院的权力相对有限，主要职责是搁置否决权和审查下议院通过的法案，考虑到英国是没有宪法的国家，司法权的地位要低于立法权。

　　当前梅的强脱欧态度其实已超出投资者预期，而投资者基于对英国缺少制衡，权利集中的背景下，对脱欧的前景更加悲观。要知道，即便当时英国选民选择脱欧，但大多数预期的也是将开启软脱欧模式，大部分选民相信的是在自身利益不受损失的情况下，获得更多收益的政治谎言。而如今梅强脱欧的方向是当时始料未及的，考虑到对新政府一意孤行也缺乏制约，投资者对英国的未来担忧更大。

　　而相比之下，美国方面，即便特朗普在出任总统前语出惊人，但投资者似乎更相信大多数口号是获得选票的手段，更加彻底的三权分立制度，增加了制衡，也减少了投资者对前景的担忧。因为，即便当前共和党人占据参议两院多数席位，特朗普过于激进的政策口号也未必符合共和党巩固执政与发展的目标。因此竞选口号哪些落实，如何推进在实践中仍会反复权衡，制度避免了其会过于冒险。

　　而这从奥巴马的执政生涯也可以充分证明。奥巴马第一任期初，民主党也是占据了参议两院的多数席位，虽然前期改革相对顺利，但实则建树不多，唯有医疗改革获得大举突破。即便如此，也如笔者在2011年《美国怎么了？》文章中提到的，政治制衡导致改革并不容易。如奥巴马在美国经济下滑、财政已入绝路之际，一直立志于推行医疗法案加大财政开支并不讨好，使得其失去越来越多的政治资源，体现在法案屡受司法权制约，如强制个人投保的关键条款被美国一家联邦上诉法院裁定违反宪法，也间接导致了政治版图的逐步丧失，如民主党从起初的控制参众两院，到2010年失去了众议院的掌控权，以及2014年失去参议院多数席位。

　　特朗普胜选对中国意味着利大于弊

　　由此可见，对特朗普胜任后诸多极端政策出台不用过于担忧，而这意味着对于中国来看，情况似乎没有也那么悲观，在笔者看来，反而存在着较好的机遇。

　　诚如上文所言，尽管特朗普依靠反全球化与孤立主义的政策口号获得支持，但很难想象美国会同时与多个国家展开贸易战，且美国低端劳动力无论是从技能上还是从习惯上也很难适应传统制造业的艰苦工作，再工业化前景不容乐观；再退一步，即便美国在反全球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但在美国的主要贸易对手中，中国体量最为庞大，负面冲击会相对有限。

　　此外，奥巴马的政治遗产会在新一届政治领袖组阁后不复存在，TPP这一天然带有对中国排挤意味的贸易协定会由于缺少美国而变得不具有意义。同时，特朗普表态赞赏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并不再考虑在韩国设立萨德系统，同时其幕僚早前表示，奥巴马政府没有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投行是一个“战略失误”，这意味着特朗普上台后华盛顿在这一政策上出现转向可能性极大。

　　当然，对于人民币汇率仍然存在压力。毕竟当前美国经济通胀与就业指标均支持12月加息，大选靴子落地也有助于降低干扰、美联储尚有维护信誉的考虑，而特朗普早前也对美联储低利率提出过批评等，在笔者看来，上述因素支持美元走强。此外，欧洲政治前景不明朗或弱化欧元，前期中国国内资产价格高涨也使得贬值压力存在，结合上述三点，笔者维持对明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贬值的判断。

　　总之，当前黑天鹅事件频发折射出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政策遭遇的困境，这或也可能对接下来的意法德三国大选造成影响；而当前金融市场对英美反映不一，其背后可能反映了投资者对于当选者上任理念可信性的不同判断。而在此背景下，笔者认为，中国仍然面临很好的发展机遇。

　　笔者在此前专栏《逆全球化之下，落实G20共识面临五大难点》提出，当前全球特别是发达国家领导力的缺失是不争的事实，中国如能在保持更加开放的心态，在确保经济企稳与政治环境稳健的同时，加快推进改革，并积极参与和主导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则有助于带动全球经济增长，展现全球领导力与大国担当，将全球带入真正G2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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