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中国制造业成本的上升

　　最近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先生谈中美制造业成本差异的视频传遍了朋友圈，结合特朗普的"恢复美国制造业大国"的政策，不由得让人担心制造业向美国的回流的可能变成现实，中国制造业可能面临流出的巨大压力。曹德旺先生重点谈到了中美税负差异，理论和实务都对这个研究比较充分，很多政策都在落实，本文就不重点讨论中美税负差异，而重点研究曹先生提到但没展开的另一个成本增加较快的原因：劳工成本上涨过快。

　　劳工成本上涨过快的原因很多：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失衡以及劳动力生活成本的上升导致的劳动力价格上升。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失衡导致劳动力供给逐渐跟不上劳动力的需求，从而导致劳动力的价格不断攀升，但是这种变化不是在一段时间内才突然发生，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因此供需是失衡带来的劳动力价格的上升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不能很好的解释劳动力成本的过快上涨，并对企业利润造成显著侵蚀。因此，劳动力生活成本的上升导致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可能就是用工成本上涨过快的主要原因。

　　在2015年中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构成中，居住是占比超过五分之一的第二大项，仅次于占比接近三分之一的食品及烟酒。如果只考察城镇居民的支出结构，居住占比会更高。不过由于居住属于最基础的需求，因此其他消费支出都与居住支出有关系，比如食品的销售需要付地租，销售食品的人员则需要付房租，房价和房租的上涨将迫使食品行业从业人员提高服务价格来覆盖居住费用的上升，因此可以说居住费用的增速决定了城镇居民的消费增速和收入增速。

　　而居住费用的增速则主要受制于房价增速，根据中原城市房价和房租指数，房租和房价增速基本一致，但房价增速普遍快于房租增速。根据韩国的房价和房租的指数变化，最终房租和房价指数总涨幅会相差不大，要么房租补涨，要么房价下跌。但在当前中国的房地产调控思路下，一线城市和部分人口流入压力较大的二线城市房地产供需不平衡的格局是房价持续高估的最重要支撑因素，因此我们预计中短期内房租可能仍存在上涨的压力，并进一步增加居民的生活成本。

　　房价和房租上涨的副作用已经开始显现。以深圳为例，由于高房价，产业转移已经在加快进行，最先是所谓的技术含量较低的低端制造业，随后是技术含量高的制造业，比如代表中国高新技术水平的领袖级企业华为正在从深圳向东莞转移。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因为任何一个制造业的工资收入增速都无法赶上房价的上涨幅度，这也是同为"四小龙"，香港没有制造业，而新加坡本土仍有制造业的原因，现在深圳也在重复着香港走过的老路。实际上，高房价超过了绝大多数行业的收入增长速度，不过有一些行业的收入基数较高，因此这些行业的就业人员可能成为最后能在高房价下存活下来的人群，比如金融和高端服务业，但现在指望中国所有的一线城市都成为金融中心和高端服务业中心是脱离中国经济的发展基本面的，因此房价继续上涨必将导致这些高房价城市的竞争力下降、人才流失以及产业的"空心化"，这也正是日本及香港曾经发生的故事。

　　在这一轮一二线城市的房价暴涨中，只有极少数城市得以幸免，重庆就是其中之一。重庆并没有实行严格的限购政策，但房价涨幅最小，最主要的原因在于重庆的供需不存在其他一二线城市存在的供需失衡。重庆的近三年住宅类土地供应是中国所有城市中最多的，重庆还有占比最高的公租房，民众的"居住需求"得到了满足，房价不具备炒作的基矗重庆的案例也表明，经济增长和货币超发都不是房价上涨的理由，供需的不平衡才是最根本原因。

　　在2017年的中央经济工作报告中，房地产政策也被本届政府提到了显耀位置，"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被重点强调，而且首次提到了在房价上涨压力较大的城市增加住宅类土地供应，这表明房地产调控可能正在走向正规。不过，目前房价上涨压力较大的城市也是限购比较严格的地区，真实需求的收缩是否能够刺激商品房开发商去积极拿地存在非常大的不确定性。我们认为，房地产调控还应该更进一步，把在房价上涨压力较大的城市大规模兴建公共住房提升到战略高度。主要的原因是，城镇化是当前不可阻挡的趋势，而农村居民由于财富积累较少进城后并不会产生"购买需求"，而却会立即产生"居住需求"，满足他们的"居住需求"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发达国家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均提供了大量的公租房来满足新增城镇人口的"居住需求"。

　　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发展相当程度上进入了一个误区，即过度的商品化，而严重缺乏了对基本"居住需求"的满足，当前及过去十几年的房价上涨严重削弱了中国制造业的相对竞争力，也使中国经济因为房价泡沫面临着较大的金融风险。"房地产的长效机制"就是在保证房价不上涨的前提下实现房地产投资和经济适度的增长，这只能通过大力发展公共住房来实现。把建设公租房上升到战略高度，可以实现房地产投资增速的重新崛起，使中国经济重新回到中高速增长，因为过去几年中国的经济在房地产投资持续下滑的过程中遭遇了太大的下行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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