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川成都某金融机构工作的闫景原（化名）回想起三个月前的经历还心有余悸。尽管最终没有陷入其中，但这算是他几年职业生涯中离“入局”最近的一次。
三个月前，一位来自银行信贷部的朋友向他介绍了一位“金主”，位于北京的一家PE。这家PE虽然名头不彰，但号称拥有十分亮丽的业绩，且从1999年开始就已经在行内摸爬滚打，“实力十分可观”。
此时，闫手上也有一个客户，是一家设备制造企业的老板，需要大概四千万资金，由于银行信贷十分紧缺，无法给出合适的融资方案。于是闫想到了这家PE，决定由自己来做个中介牵头人。
闫与这家北京PE沟通后，非常顺利，北京的PE满口答应，“行，你来北京我们见面吧！”
闫主动提出，先把一些相关资料发给他们，包括企业的经营状况简介、融资计划、未来还款的来源和保障、担保方，甚至是当地政府给企业的嘉奖、纳税证明、厂房土地使用许可证等等。这些都是PE在投资前做尽职调查的必备条件。
不过，让他诧异的是，PE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事实上，他之前预期会有一些争执和来回。比如，在融资方案中，他给抵押物工业用地的估值模式虽然参照同业，处于正常范围，但把抵押率设定为90%。“现在一般的融资，对工业用地的抵押率会在50%左右，我在这里是想留一点讨价还价的空间。”闫说，“但是他们没有像我想象中的那样提出意见，就直接同意了。”甚至连尽职调查都没有做，PE就满口答应了所有条件，而且十分热情地邀请闫来北京面谈。
闫还是留了个心眼，比企业老板提前一天赶到北京现场考察。这家PE的办公室位于金融大街某广场的12楼，富丽堂皇，合乎身份。“到楼下，我特地问了一下保安这家公司怎么走，保安指了指，给出了一个诡异的微笑。”闫说，“这让我感到有些不对劲。”
隔日，PE公司的总经理刘先生接待了闫和企业老板。在泡完香茗，入座之后，宾客两欢。“我们特别看好你们的项目，前景很好。”刘先生显然对老板十分热情，“你这个企业做得很不错啊，当年是怎么做起来的啊？”不过，他基本没有提到任何专业方面的问题，并且似乎有意绕开作为中介的闫。
随后，刘先生又不失时机地将客人的目光引到了办公室墙面上巨大的题字，原来是出自国家某领导人，边上则是刘先生与这位领导人的合影。“这是我跟他私下的关系，所以才要到他的墨宝啦。”刘先生淡淡地说。
这个发现已经足够影响到对北京不甚熟悉的企业老板了。之后，PE方面更加主动了，“我们商量，利率定在12.6%。”
“我当时就感觉到，这条件太优惠了。”闫说，“目前通过信托融资的一般综合费率会达到16%至20%。而这个甚至比银行还低。”随后PE公司提出了更加难以想象的条件，“因为我们主要是投股权的嘛，我们觉得两年的资金期限太短，收回之后我们又要再投资，所以这笔投资期限定为5年好了。”
至此，闫感觉和他一起来的企业老板整个人似乎都已经飘起来了。刘先生提出，“4000万的投资额度太大，我们可能要找一家同行跟我们一起投。”企业老板满口答应，并且特别高兴。
第二天，闫和企业老板一起去拜访了刘先生介绍的另一家担保公司。接待的冯经理又重复了解了一遍老板的创业史，然后拍着胸脯说，“我和刘一人一半，两千万没问题。”
不过，冯先生面露难色，“你知道，前面给的条件比较优惠，那这样风险就比较大了，我们肯定需要做个风险评估。这个钱也不是我们收，我给你介绍一个第三方风险评估机构吧，首期大概五十万就够了。”
谈到这里，闫觉得有问题，便找了个借口把企业老板拉出了办公室。在闫的坚持之下，两人迅速飞回了成都。
到现在，闫还感觉有些后怕，虽然没有入局，但在资金的诱惑下，极易坠入陷阱，“谨慎永远是融资最关键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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