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者与资本之间那遥远的契约精神-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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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的创新型企业如果没有风险资本的资助，其发展速度和创新程度可能大为不同，而在10余年前，在中国的高新科技领域特别是互联网领域，人人都怀揣着商业计划书四处投奔资本，用求爷爷告奶奶也并不为过。而10年前的中国投资界，风投大多是国外的股权投资基金。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是推崇西方现代投资理念与公司制度的一群人。 10余年之后，那个“缺钱”的时代似乎过去了，从VC到PE，全民投资热潮起，资本已不再是稀缺资源，创业者也已逐步了解和掌握资本市场的知识，那种不对等的合作关系也慢慢转变。 有利益，自然就有纷争。在创业的初期，创业者与投资者的冲突可能更多来自于项目的投资和运作，公司财务管理的规范与否，股权安排与盈利能力的担忧。企业成功上市之后，随着股权的增值，利益之争也随之放大。或陷入控股权之争，或陷入经营战略之争，在资本看来，股权多元化之后要求公司的治理机构更加规范和透明，企业发展更加强调对股东负责，这与企业的创始人文化之间的冲突将愈来愈明显。冲动、具有冒险精神、讲究威权、深谙潜规则的创业者与那些冷酷、理性、逐利的海归之间，内在气质本就各异。 一位投资人如此总结从“气质”看创业者的靠谱与否，要想赚钱，就得远离如下的创业者：1、有美女秘书的创业者；2、开奔驰宝马的创业者；3、留着小胡子的创业者……虽然看似一种偏见，却在实践中屡屡应验。伪造合同、虚假出资、家族经营、关联交易，创业者也常常忽悠投资者跳坑。 而为了获取更多的股权增值收益，或者为了预防创业者的忽悠和不规范经营导致的财务风险，投资者开始不再仅满足于当"甩手掌柜"，而是通过争取更多股权、增加董事会席位等方式来增强对企业的控制力。而这与中国创业者所追求的"威权"体制，必然产生冲突。 于是，内行与外行，文明与草莽，情感与利益的纠葛便纷纷而起。"到底是资本创造财富，还是创业企业家创造财富？"这样无趣的问题就应运而生。 什么样的契约精神？ 现代企业制度讲究公司治理结构和商业契约精神，利益纷争须通过公开透明的规则博弈，这是股权多元化下的必然要求。保护产权和契约，这似乎是现代商业文明的基石，但在中国，这种制度却常常遭遇挑战。 从"支付宝事件"到"雷士风波"，许多时候，在中国谈论契约精神与商业文明显得有些过于奢侈。 对于马云而言，为了支付宝能够获得第三方支付的牌照而进行股权转移，确是从支付宝发展的大局出发，但会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大局"和"利益"本非不可调和，但政策的外部风险则可能将这种统一引向矛盾—支付宝必须国有化才能获得首批牌照。对于吴长江而言，说不清道不明的政商关系，则是其要思量的问题之一。 这可能也是创业者面临的复杂环境之一，投资者可以只追求利益，也可以追求更加规范与透明的公司治理结构，讲究制度化和透明化，他们不用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商业环境，包括政策变动的风险，处理政商关系等一系列棘手问题。在这样的灰色地带成长起来的中国企业家，要完全像个正人君子般行事，是有困难的。 在这种环境之下，不诚信的文化基因影响至深，它已成为社会文化中的一部分，当契约信守精神在社会中并非一种约定俗成的主流时，契约的价值就很难真正得到实现。而商人，更多时候只会加剧沦落，超脱则微乎其微。 如新东方董事长俞敏洪所言，"在中国的经商绝对不是真正的经商，有多少政府领导自己的亲戚、朋友、孩子不参与到经商中间去的，他们的经商是真正的经商吗？哪个政府官员说‘老子家里就没有一个人做生意的’，如果让政府领导发誓，有多少敢这样说？坦率地说中国的经济命脉不抓在我们这样真正的商人手里，因此谈商业道德是扯淡的事情。" 也因此，阎焱在谈及中国企业家时说："假的东西太多，虚伪的东西太多我不喜欢。这些东西太多了，这就是中国的特点。中国很多事情都是在半真半假中进行的。亦真亦幻，半真半假。" 只不过，这并不说明投资者就能够占据道德的制高点。"因为我是有条件不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如果我处在他们那个位置上，我也有可能做那样的事情。所以从个人好恶角度来讲，如果你问我喜欢不喜欢，我要说不喜欢，但是我能够理解他们。"他说。 理解归理解，但这并不代表着创业者用"中国国情"就能够抵消更高追求的合理性。真正的契约精神，既是平等的，也是公开的，在创业之初签订的契约可能包含有力量不对等情况下的"不平等"，创业者自然可不必死守契约，但契约的解散与重新签订，则需要在平等与公开的规则下进行博弈，否则，只能导致新的利益失衡。 以国美与贝恩资本的对垒为例，虽然双方在理念、利益上存在诸多冲突，但最终在董事会的规则框架之内得以公开进行，最终以互相妥协的方式得以平息。
"中国的创业者更多的时候是习惯于悲情渲染，讲创业情感、讲民族品牌，而不讲是非。创业者利用这种悲情来获取公众道德上的同情，对错则被模糊掉了。"前IDG人士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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