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政策调整出台 中国对外投资困境将有所缓解
2016年，我国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在“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下，我国企业走出去的积极性不断提高。但是，在对外投资过程中，企业也遇到了许多风险与挑战，有些是自身难以克服的，政府必须有针对性地完善法律和政策体系，为对外投资活动创造良好的环境。 东道国的政治风险呈上升趋势。由于优质资源几乎全被发达国家企业所占据，中国企业不得不到那些政治风险高、社会制度不完备、投资环境较差的国家去寻找投资机会，面临的战争战乱、政党更替、政策不可持续等风险因素不断增加。美国、欧盟、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将国家安全、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纳入外国投资审查范畴，审查越来越严苛，受到审查的中国企业越来越多。程序不透明、标准不清晰、随意性很大，通常采取个案审查的方式，大大增加了中国企业的投资风险。 近年来，一些国家，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频繁针对外资及外企出台新政策，如企业注册、劳务许可、控股权、税收、企业采购、环境保护等，许多都是限制性的措施。例如，工程、服务合同中，本地制造或加工商品要占一定比重，本地员工要占所有员工比例的一定比重。截至2016年年底，我国已经与104个国家签订了双边投资协定，70多个是比较过时的，已经不能适应当前投资争议解决的需要。例如，2000年以前生效的中国与外国“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对于仲裁条款，都只提到设立专门的仲裁庭；2009年以后的协定才提到更为多元的解决方案，如利用有管辖权的法院、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等渠道。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存在盲目性。对外投资企业普遍缺少共商、共建、共享的政策平台支持，缺乏对投资目标国市场全面、深入的了解，缺少相关的法律法规知识和法律保障。存在基于乡缘的“抱团出海”和搭大企业“顺风车”现象，中小企业对外投资的盲目跟风更为严重。 跨境融资难问题仍然比较严重。基础设施、产能合作等方面贷款回收期长、不确定因素较多，国内银行不愿意冒风险；对外投资项目前景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也影响了银行贷款意愿；在不少新兴市场，国内银行未设点，国际化的外资银行也没有。2015年，一份针对300多家企业的调研报告指出，中国企业利用外资银行提供信贷支持的比例仅有25%，反映出企业对于境外金融资源的使用非常有限。 保险服务难以满足被保险人的需要。对外投资承保风险的范围过于狭窄，对于风险高的区域和项目，国内保险公司通常不愿承保。保险费率明显偏高，以中信保为例，平均费率高达4%，不仅高于德国、美国、日本的保险费率，也高于多边投资担保机构的保险费率，令中国对外投资企业望而却步。针对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中面临的特殊风险，也一直没有推出有针对性的险种。 人员流动存在较大障碍。从投资目标国来看，大多数国家都不鼓励劳务引进，对工作证和签证管理非常严格，实行严格控制入境人数的保护性措施。从我国出国管理制度看，国企按因公出国审批受到严格限制，不能满足实际需求；大多数与我互免签证的国家，其免签对象为因公护照持有人，对外投资的私企不能享受这种便利。 境外领保工作资源不足。领事保护人员与出国者比例，中国是1∶20万，美国是1∶5000，日本是1∶1.2万。中国领事保护人员数量与“走出去”人员数量之比，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极不适应“走出去”形势与日益繁重的领事保护工作需要。 缺乏切实可行的投资模式。长期的政府包办代替，北美、中东富裕国家消费者已经习惯了不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付费；面临选举的承诺和压力，地方政府也普遍不愿意将相关服务委托给私人投资者。政府没有能力付费，消费者不愿意付费，中国企业在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中就找不到可行的、盈利的投资模式。 针对以上问题，中国企业将对对外投资作出政策调整。 促进投资保护和争端解决。通过中外双方的高层磋商，提升美、澳等国对中国投资审查的透明度和公正性，明晰相关控制标准，减少审查的随意性，降低审核风险及其他政治因素给中国投资者带来的不利影响。加快中国与“走出去”目标国家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重新谈判，形成较为统一的、多元化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推动建立区域性的统一独立的国际仲裁机构，负责“一带一路”沿线投资争端的解决。 加强财税政策支持力度。设立重点企业名录，针对服务于“一带一路”、短缺资源的开发利用、促进产能转移以及技术性项目，给予更多的税收优惠。在企业“走出去”的初期(3—5年)，给予所得税减免，鼓励企业将所获利润充实资本金。对企业作为实物投资的出境设备、器材、原材料及散件，实行统一的出口退税政策。 加大对外投资的金融支持力度。促进金融机构“走出去”，简化商业银行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的审批手续，鼓励支持国内金融机构在“一路一带”沿线国家和地区进行业务布局。大力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在国外资本市场上市、发行债券。探索用外汇储备建立海外产业投资基金的途径，鼓励地方政府推出地方版的“丝路基金”，推动成立对外承包工程担保基金。 完善对外投资保险制度。设立专门的海外直接投资保险公司。紧紧围绕“走出去”企业实际需要，进一步丰富保险产品，创新承保模式、扩大承保范围。对于战争及政治暴乱、征收、汇兑限制三类风险，对外投资企业必须投保海外投资保险，并由国家提供一定的保费资金支持；对涉及国家政治、经济、外交等重大利益的境外投资项目，建立专项政治风险保障资金，实行自动投保，提高企业应对政治风险的能力。 提高投资和贸易便利化水平。以上海、广东、天津、福建、四川、陕西等沿海和内陆自贸区为基础，加强与东道国国家的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等方面的海关合作，以及检验检疫、认证认可、标准计量、统计信息等方面的多双边合作。推动检验检疫证书国际互联网核查，开展“经认证的经营者”(AEO)互认。降低非关税壁垒，共同提高技术性贸易措施透明度。 建立对外投资信息服务体系。综合涉及“走出去”各政府部门的信息，建立统一的“走出去”信息服务平台。发布投资目标国家的政治局势、政策取向、法律法规、经济形势、外汇管制、投资机会等情况；发布各国产业发展趋势、市场、技术、资金以及企业发展状况。编制与主要投资目标国家的合作投资规划，建立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和制造业中外合作项目数据库，明确中国企业的投资方向。 健全使领馆投资保护制度。中国企业和员工在国外出现问题的时候，使领馆要在第一时间作出反应，确保中国企业财产和人身安全。增加在“走出去”企业较集中的国家设立领事馆，扩大签订双边领事条约和建立双边领事磋商机制的国家数量。完善境外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加大投入、增加编制，做大做强现有领事保护队伍，进一步加强驻外使领馆建设。 完善出国人员的证照管理。加强中外双方协商，放宽中国对外投资企业中任职的管理和技术人员的签证有效期限制，并向相关人员发放长期工作签证。国内应放宽对商务考察、商务签证办理的审批限制。对国有企业因公出国审批与党政机关实行区别对待。放宽民营企业人员申办因公护照的限制。扩大因私护照互免签证或签证优惠的国家数量，解决企业人员持因私护照签证难的问题。 加强对外投资宏观调控。尽快出台《对外投资法》，规范企业对外投资行为。制定《“走出去”中长期发展规划》，把握对外投资重大问题、重大目标和重大布局。召开全国“走出去”工作会议，明确对外投资的基本思路和政策取向，提高政府服务企业“走出去”的能力，形成“走出去”的合力。探索建立国家级的对外投资委员会，部署“走出去”战略的实施过程，统筹信息搜集与处理，加强项目评估、开发的管理，健全风险防控机制。 合作建设自贸区和产业园区。积极推进“两国双园”模式以及“两国多园”“多国多园”模式。借鉴国内产业园区的经验，大力发展以产业物业开发租售为主的地产开发商模式、以PPP为主的产业新城开发商模式以及以双轮驱动为主的产业投资商模式。努力推动形成一批含金量高、可操作性强的优惠政策，使自贸区和产业园区成为政策的实施平台。 探索投融资合作新模式。转变传统工程承包思维定式，引导建筑施工企业参与PPP项目股权投资，进而参与项目的长期运营。采取DBFOM(设计—建造—融资—运营—维护)等国外政府熟悉的模式，拓展SOT(建设期补偿—运营—转移)融资模式。在与投资目标国政府充分协商和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在当地政府统一规划的基础上，以中国企业为主体，引入城市运营商模式，进行城市综合开发、建设与运营，并实现盈利。 建立对外投资监管机制。国企对外投资项目要进行财务可行性分析，在事前评估其中的政治风险，同时，要执行更严格的审计程序。建立国有企业对外投资的问责机制，若投资获利，则给予责任人相应的奖励；若在企业经营和投资决策上出现失误，即使决策程序完全合法，至少也要负领导责任，或调离岗位，或引咎辞职；若决策程序违法，则要承担刑事责任。 以上政策，将会为中国对外投资营造更好、更安全的外部环境，为中国对外投资“保驾护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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