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变化对投资的影响

　　人口变化对投资的影响

　　上世纪80年代就有人口漏报问题，然而，国家统计局80年代总和生育率持续下降统计结果被普遍接受。

　　总和生育率应与很多经济变量指标类似，长期趋势演变更可能采取渐进和相对平滑路径，认为该指标值1994年陡然改变长期趋势并固定在“1.8”点位或均值上看法可信度较低。最后从“人口漏报、人口流动规模更大”角度质疑低位调查结果说服力也不够充分。

　　如果中国总和生育率近年来确已降至上述低位，结果平均值即约为1.4，假设未来生育率维持不变，十代人后，中国人口规模将是目前人口的2.8%左右，即不到4000万人口，与韩国目前人口规模相仿！即便采用上述11种统计结果简单平均值1.57，假定总和生育率维持这一水平不变，十代人之后人口会降到1亿多。当然，这些模拟结果不会变成现实，然而简单推论有助于提示，总和生育率“1.8”估计值依据薄弱，作为施政前提可能会使人口政策面临越来越高的单边风险。

　　经过改革开放30年高速发展，中国现实经济环境与中共中央发布提倡生育一个孩子的公开信的1980年相比，已发生实质性变化。经验证据显示，中国严控人口生育政策两端风险天平可能早已显著变动。依据与时俱进方针和风险对称思路，应科学评估允许生育二胎政策可行性，尽快对人口政策作出务实调整，以保证中国在实现“两个100年”远景目标时，人口规模更加合理，人口结构更有活力，中华民族更加兴旺发达。

　　近年来，上述预测观点发生重大变化。晚近发表的联合国、国内主管部门及国内外学术界预测结果认为，中国2030年-2050年人口峰值绝对水平低值估计不到14亿，最高估计不超过15亿。假定未来峰值不超过14.5亿，比十多年前官方的预测降低近10%，比1991年世行18.9亿的预测低23.3%.

　　对人口生育行为实施大规模强制性干预，除了涉及如何看待个人基本权利以及如何处理具体操作层面复杂问题，还会面临有关未来预测知识准确性的风险。中国人口政策实践提示两类风险：一类是上世纪50年代错误批判人口学者专业分析观点，导致鼓励家庭生育计划政策出台大为滞后；另一类则是如果在人口未来下降趋势早已确定的背景下，仍沿袭已有政策方针，过度限制人口生育，也会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严重的不利影响。

　　上世纪60年代末，中国总和生育率处于5-6高位水平。随着国家实行“晚、稀、少”温和家庭生育计划管理政策，加上人口演变自身规律，到80年代初，已快速下降到3以下。改革开放后，这一指标继续下降，到90年代初调查统计显示总和生育率已降到2.1更替水平以下。虽然中国进入“低生育率”人口增长阶段早已成为共识，然而，总和生育率具体水平如何，仍存在很大争议。

　　在最近召开的人口与社会经济研讨会上，郭志刚教授整理了中国总和生育率统计和估计11个时间序列数据，结果大体可分两组。一组主要是国家计生委对总和生育率提出的点值（或均值）估计，该指标值1994年以后固定在1.8不变水平上；还有两个利用中小学入学率数据作出的估计，认为中国总和生育率到2000年仍在1.7上下较高水平。另一组包括国家统计局常规调查、人口普查以及不同研究机构和学者调查结果，绝大部分认为，近年来，总和生育率已降到“1.3-1.5”低值区间。

　　根据几点常识，笔者认为，上述低位结果较为可信。推测某个社会经济指标数值，较多科学调查和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提供的交叉证据应较为可信。另外，国家动员全社会力量进行人口普查所得结果比较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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