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市场制度不会崩溃
自由市场制度不会崩溃 1929年“大萧条”，西方各国有着不同的反应，以英、美、法为代表的各国，选择了继续坚持自由市场经济的道路；而德国和日本选择了国家资本主义，并从国家资本主义走向了战争。二战之后，西方世界经历了艰难重建，尽管各国的政府职能在加强，但基础还是自由市场制度。如果自由市场制度能够在“大萧条”的冲击下生存下来，有什么理由认为它将毁于这次金融危机呢？ 二战前后，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得到了提升，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和战争有关。打仗的时候，政府出面，以全社会的名义把经济转入战时轨道，管制价格，安排生产以保证军需，用配给应对消费品的紧缺。这一传统在二战之后继续了下去，特别是在欧洲，重建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是政府对政府的计划，只能通过政府执行，强化了政府的经济职能。 在战后的几十年中，欧洲的国有部门长期效率低下，冗员充斥，亏损累累。1980年代撒切尔-里根主义的兴起并不是偶然的，不是说出了一个哈耶克，出了一个弗里德曼，又正好碰上里根和撒切尔夫人认同他们的主张，掀起了解除管制和私有化的浪潮，而是解决国有部门效率问题的一个对策。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必须要这样做，否则共和党在美国，保守党在英国，就不可能获得选民的支持。 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坚持自由市场制度，坚持自己的理念，之所以得到广泛的支持，很大程度上和当时的社会氛围有关，和经济发展的客观形势有关。原来的选择遇到了问题，国有部门搞不好，必须寻找其替代方案，就像中国的经济改革一样，实践已证明，计划经济此路不通，无论是邓小平还是其他领导人，要在老百姓的拥护下长久执政，都会选择改革开放。 在寻找替代方案时，要问一下有什么可以选择的，用计划经济替代自由市场制度吗？即便发生了金融危机，恐怕也没有人建议回到计划经济，东欧、前苏联和中国的经验证明，计划经济是毫无希望的。 自由市场制度不完美，过去有问题，现在碰上了问题，今后也还会发生各种各样的问题，但迄今为止，它是人类所能找到的最好的资源配置的机制。 为什么这么说？哈耶克指出，现代经济活动极为复杂，涉及成万上亿的消费者和厂商，有多少种产品和服务？又有多少种资源要配置？如果靠政府完成这个任务，最多几千名的中央计划官员不可能收集并处理如此大量的信息。社会只能把资源配置的问题化整为零，变成个人和企业的分散决策，由13亿人自己去收集和处理信息，自己做决策。 也许有人会问，个人和企业都自己做决定，那不就陷入无序状态了吗？谁来协调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呢？哈耶克说，自由市场是非常有秩序的，秩序靠价格机制维持，社会的经济活动由价格进行协调，不需要超社会的机构去统一调度和管理。产出品和投入品的价格告诉每个企业，你应该生产什么，用什么生产和生产多少。消费品的价格告诉每个消费者，你应该买什么和买多少。我们国家的经济现在不就是这样运行的吗？ 金融危机改变了哈耶克的这个结论了吗？没有。有人认为，金融危机说明自由市场制度不行了，但又讲不出道理来，也拿不出替代方案。自1930年代的“大萧条”到今天，自由市场制度的基本构架没变，以私人产权为基础，在以法治为核心的一整套制度的支持下，企业和个人分散决策，根据价格信号进行资源的配置，政府干预仅仅作为矫正“市场失灵”的一个手段。金融危机没有改变这个基本构架，我也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改变它。 对于金融危机后的经济体制，需要讨论的，不是以中央计划代替自由市场制度，不是政府主导或者管制下的“鸟笼经济”，而是针对金融危机所暴露出来的政策失误和市场缺陷，通过制度和政策的调整，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政府在这里的职能是“协助之手”（HelppingHand），协助市场这个“无形之手”（InvisibleHand），而不是取代它。 在讨论“协助之手”时，要注意一点：所有引起市场失灵的那些因素，同样对政府发生作用。比如说信息不对称引起的市场失灵，如果市场参与者的信息是不完美的，为什么要假设政府就有完美信息？如果政府的信息也不是完美的，为什么要把政府干预看成是克服市场失灵的妙药呢？ 第二，市场上有交易成本，政府干预也有成本。第三，要考虑到“协助之手”变成“攫取之手”（GrabbingHand）可能性，华尔街贪婪，白宫和国会就不贪婪了吗？无非是一个贪钱，一个贪权。 市场不完美，政府也不完美。凯恩斯主义者逻辑上的矛盾就在这里，市场不完美，政府却是完美的。魔鬼遇上天使，结论还用说吗？ 在评价美国政府的金融救援时，人们把非常时期和正常时期混为一谈，政府的职能在这两个时期是截然不同的。 美国财政部提出7000亿救援计划时，金融市场上已经是草木皆兵，人人自危，恐慌迅速蔓延。这是一个非常时期，需要政府采取紧急措施，如同在战争状态中一样。学术界有人把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称为萧条经济学，这是十分准确的，萧条经济学而不是常态经济学，你看凯恩斯的原著，《通论》讲的全都是非常时期。 后来的凯恩斯主义者犯了个错误，把常态混同于危机时期，在常态下推行非常时期的政策，用非常时期的政府干预，论证常态下的政府越位。就这一点而言，凯恩斯主义者背离了凯恩斯的原意。 正常时期和危机时刻的区别在哪里？从理论上讲，就在于正常时期人们的预期是稳定的，而在危机时刻，人们的预期发生剧烈的变化，导致平时见不到的极端行为。在预期不稳定的情况下，怎样设计经济政策，这是凯恩斯主义应该研究的新课题。凯恩斯本人当时没有研究这个问题，他只是说当人们的预期和正常时期不一样时，政府应该做什么。凯恩斯没有回答这个问题的后半段：政府采取行动后，人们的预期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这次美国政府所有的措施都指向一个目标——尽快把预期稳定下来。政府不断地尝试，看这7000亿怎么个花法有效，2500亿入股银行，担保商业票据的交易，收购有毒资产，目的都是将预期恢复到危机前的正常状态。 实际上，从1997年－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到现在，如何稳定市场预期是一没有得到解答的问题，需要理论经济学家作更多的努力。芝加哥学派假设的是常态下的稳定预期，凯恩斯学派的前提是萧条时期的预期，搞清楚两类预期之间是如何转换的，是理解危机和有效应对危机的关键。 一旦危机过去，预期回复到常态，政府也应该回归正常时期的职能，从已经入股的银行中撤出来，取消对卖空的限制，不再担保市场交易。政府如何在危机和常态间转换职能？香港特区政府在1998年的所作所为，堪称典范。当联系汇率制受到冲击时，港府艰难地决定入市干预（当时我在香港，赞同这个行动），执行凯恩斯主义了。港府同时明确表示，香港的自由市场地位保持不变，一旦局势稳定，就立即退出市场。港府履行了自己的承诺，在危险解除之后，港府把手中的股票做成基金，让港人凭身份证购买，还富于民，政府退出市场，重新回到斯密所讲的“守夜人”的角色上。 以一个典型的市场失灵——自然垄断为例，纠正市场失灵的政策有几个，到底选哪一个，要看政策的成本和效益的比较。 自然垄断的问题是厂商拥有完全的定价权，它根据利润最大化而不是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定价，自然垄断价格因此高于我们希望的社会最优价格，这样就伤害了公众的利益。 对于这样的市场失灵，大概有这样几个可供选择的对策。第一个是市场化方案，政府可以拍卖垄断经营权，像德姆塞茨证明的，如果拍卖市场组织得比较好，拍卖所得等于垄断利润，政府就通过拍卖事先抽走了全部垄断利润，再拿这些钱补贴社会公众。 第二个方案叫监管方案。因为是垄断行业，政府不允许厂商定那么高的价格，政府定价并进行监管。传统的经济学分析到此为止，但人们忘记了，兼管的方案是有成本的。政府需要大量的信息，以便决定什么水平的价格是合适的。监管成本不仅体现在信息上，而且在获取信息的过程中，厂商肯定要误导你，他会虚报成本，因为定价方法是成本加一定的利润，成本越膨胀，他得到的价格越高。如果政府根据厂商提供的数据定价，结果还是不能很好地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监管还有一个隐性成本，虽然是隐性的，但非常重要，那就是被监管企业的效率低下。由于定价是成本之上加利润，企业没有降低成本的积极性，雇了很多冗员，管理费用高居不下，他没有成本意识，浪费多少没关系，反正最后都打到价格里，政府报销。 监管不仅有成本，而且有可能不起作用。垄断厂商、内部人收买监管者，监管变成寻租工具，公众的利益还是得不到有效保护。你看王益的案件，一个曾负责监管的高级官员，自己违法谋利；你看各地交通厅有多少官员落马，就知道为什么政府部门总喜欢讲加强监管。 第三个方案是国有化，政府出面经营。但政府经营的成本也很高，官员管企业，既没有专长，也没有足够的激励，企业的效率能高吗？国有化的另一倾向是用行政垄断代替市场垄断，排斥和抑制竞争，降低经济的总体效率，而且国有企业自己也想赚钱，国有资产要保值增值呀，于是照样抬高价格，倒霉的还是公众。 第四个方案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如果上面这三个方案的成本都太高了，还不如放任自由——不如让市场垄断算了，细算一下成本和收益，最后可能发现，市场垄断的社会净损失是最小的。 所以在非完美市场和非完美政府的情况下，如何制订公共政策，要算算账，要做成本和效益分析，不存在“市场失灵靠政府”的简单公式，政府干预不一定就能避免下一次金融危机。 政府的非完美性是因为它和你我一样，都是凡夫俗子，都有自己的利益追求。对公众来说，你是愿意忍受寻租贪腐之苦呢，还是愿意忍受市场上的垄断贪婪之苦？你不是在天使和魔鬼之间进行选择的，而是在两个魔鬼之间挑一个危害小的，挑一个成本低的。 监管还是“去监管化”，也是两个魔鬼之间的取舍，各有利弊。至于我们的金融监管，其实在很多情况下不是监管，而是行政管制。监管和行政管制的区别是什么？市场失灵时，才考虑监管；市场有效时也管，就是管制。管制一定要解除，否则我们的金融没创新，机构没创新，产品也没有创新。官员管市场，就怕出事，出事要丢乌纱帽！保证不出事的最好办法是不做事。我们现在的问题不是监管，而是如何把市场的活力和民间的创造力从过度管制下解放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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