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企业家的角色更是尴尬而暧昧
在中国，企业家的角色更是尴尬而暧昧 企业家的生命中绝少让人砰然心动的激越，他们似乎总是很冷静，象一枚硬币的A面或B面。他们不会提口号，总是不怎么讨人欢喜。他们的血液是冷的，他们的灵魂是金色的，他们的愤怒是有成本边际的，即使怒发冲冠，他们也不会去大雨中把栏杆拍遍。千年以来所形成的“轻商文化”，严重地影响到了社会对企业家的认知――这在他们与官员及高级知识分子的交往中尤为突出，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基因甚至扭曲到了他们对自己的评价与判断。以至于在一些关键时刻，他们总是不能以一个独立的阶层出现。最让人吃惊的是，这一混乱的景象竟延续百年，迄今未变。 但真的是这样吗？我想在这部著作中证明，过去百年间，那一代代乱世中的企业家，竟是如此的英勇。 在一部电影或电视剧中，最受注目的当然是“男一号”，其次是“男二号”，可是却很少有人会关注到“男三号”。在几乎所有的关于近当代中国的历史书籍上，政治家是“男一号”，知识精英是“男二号”，企业家则正是那个“可有可无”的“男三号”。 这是一群在历史上被嘲笑和漠视的“男三号”。没有人从思想史的高度去审视他们，尽管英国小说家毛姆说“连剃须刀也有其哲学”，可是偏偏中国企业家阶层什么都没有。在各种版本的近现代史书上，他们的故事如一地碎了的瓷片，总是在不经意的暗处毫无价值地寂寞闪光。在乱世之中，企业家似乎总是缺位的，是懦弱的，是无关紧要的，他们只是一群等待被勒索的人，是一群见利忘义的人。 他们在混乱中诞生，在惊悚中长大，对成长缺乏经验，发育一次次被打断，从来没有轻松自如的时刻，甚至，好象竟从来没有过自己的“成长礼”。这个阶层生来没有宏大的野心和浩瀚的想象力，他们过于冷静和保守，使得在一些激情四射的时刻会被认定为懦弱，他们天生是理性逻辑的信徒，这在信仰革命的时代显得十分可笑，他们对自我财富的捍卫，更是看上去有点可恶。 在那些国运衰竭的时代，他们的未来毫无希望可言，但是却从来不乏对国家的热诚。商业上的智慧以及长期的实务浸淫则让他们往往有着比政治家、革命家更为现实的立足与眼光。即便是在最无奈的绝境，他们仍然期望用自己的力量实现尽可能的进步与和平。他们曾经扮演过进步势力的最坚定的支持者，或者在某些城市，他们一度成为主角，他们有机会改变国家和自己的命运。他们也有软弱的一面，在某些重要的历史时刻，他们作出了完全错误的选择，从而把自己的命运带入了泥潭。他们始终不知道如何处理自己与强大的政府机器的关系。 可悲的是，他们的种种努力往往被忽视，甚至被政治力量所侵吞，被战火所打断，被文学家所扭曲。在历史的正剧舞台上，他们的声音总是被光芒万丈的革命口号所淹没，他们的身影总是被掩盖甚至丑化，他们好象是一群显赫的“隐身人”，即便在百年之后，仍然模糊而渺小。 在写作《激荡三十年》的时候，我已经注意到，中国企业的成长实际上是社会转型的一个伴生现象，或者说，它受到了社会变革的深刻影响。这一特征在本书中将呈现得更加清晰。在中国经营企业，如果对这个国家的宏观环境和政策沿革一无所知，那么，获得持续性成功的概率就非常之低下。我们在观察所有成功者的时候，都必须思考政治环境和制度设计的影响。这样的观察不得不让我们对企业家阶层――特别是基础于民间自由资本力量的财富阶层――在中国进步中的角色进行新的审视。 在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中，企业家阶层再次成为一个不知如何自处的群体。几乎所有的、参与救援的人们都成为了“英雄”，他们包括官员、军人、媒体人士、志愿者、艺人、向捐款箱投钱的乞丐以及每一个对着镜头流泪的路人甲或路人乙，唯独受到攻击和谴责的，是企业家。尽管，从数据上看，他们的捐款占到了总数的一半以上，尽管很多企业家也赶到了现场或以各种形式表达了自己的爱意。民众对企业家阶层的“不宽恕”在这场地震中达到了极致。甚至很少有人愿意为他们做辩护，这会被视为有钱人的走狗和同路人。 这种景象的出现再次表明，中国企业家在社会变革中的所承担的角色是多么的尴尬。民众对企业家阶层的恶评和讨伐，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社会现象。它表明，在中国社会的地表层下，汹涌奔腾着一股?怒的力量，它的构成元素是“贫富悬殊”、“社会不公”、“基层秩序薄弱”等等，它们如同地火一样地流淌，一旦遇到裂缝，就会不可遏制地喷薄而出，造成一种不容分说的、巨大的伤害。我们观察到的事实是，在过去的相当长时间里，几乎在每一次社会－经济事件中，企业家都是被指责和攻击的对象，无论是股市的暴涨狂跌，还是房价的高企不下，无论是猪肉涨价，还是蓝藻爆发，企业家几乎扮演的都是“攫取暴利”、“黑心无良”、“投机制乱”的角色。对企业家的攻击和诋毁，从来是道德的、是无庸质疑的、是痛快淋漓的。这些声音掩盖了中国社会的制度性缺陷，将危机引向了一个相反的方向。 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实。民众与财富阶级的情绪对立与价值观冲突，将极大地模糊中国变革的主要方向。而这种伤害将是致命的。 我们已经越来越迫切地感知到，对企业家阶层的社会价值进行重新的评估和确认，在某种意义上，是一场从来没有进行过的“思想解放”。 |
相关阅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