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时刻
切·格瓦拉时刻 由于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是一体两面，左翼对自由主义的许多批评没有消失。世界各地的革命和反殖民运动对莫斯科和北京抱有热切的期望，而自由主义与种族主义的欧洲帝国联系到了一起。到了1970年，在当时联合国的130个成员国中，只有30个国家是自由民主国家，而这30个国家大多数是老牌殖民国家。这些自由民主国家就像是一群上了年纪的白人帝国主义者组成的俱乐部，其他国家加入不进来；这些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提供给世界上的其他地区，他们甚至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他们本国的年轻一代。 很大程度上是核武器拯救了自由民主制。北约采用了“共同毁灭原则”（mutal assured destruction），根据该原则，即使是苏联发动常规进攻，它也会受到全面的核打击。在这个可怕的盾牌后面，自由民主制和自由市场在它们最后的堡垒中守住了阵地，西方人享受着性、毒品和摇滚乐，还有洗衣机、冰箱和电视机。 如果没有核武器，就不会有披头士，不会有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也不会有堆满各种商品的超市。但是在70年代中期，虽然有核武器的存在，未来似乎还是属于社会主义的。1975年4月，全世界人都在电视上看到了这样的景象：在位于西贡的美国大使馆屋顶上，直升飞机撤走了那里的最后一批美国人。当时，许多人都相信，美利坚帝国正处于衰退之中。 事实上，崩溃的不是美国，而是共产主义。到了80、90年代，“自由主义的故事”再次从历史的垃圾箱中爬出来，把自己收拾干净，然后征服了世界。 结果表明，超市比古拉格的力量强大太多了。更重要的是，事实证明，“自由主义的故事”在灵活性和发展变化上远远超过了它的任何一个对手。它战胜了传统的帝国，战胜了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原因是因为它采用了自己对手的一些最好的想法和做法（比如政府出钱发展服务于民众的教育、医疗和福利事业）。到了90年代初，思想家和政治家们宣告“历史终结了”，他们自信地宣称，以往所有那些重大的政治和经济问题都已经得到了解决，包含了自由市场、人权和民主制度的自由主义发展路径是唯一的道路。 但是历史并没有终结，在“弗兰茨·费迪南大公时刻”，“希特勒时刻”，“切·格瓦拉”时候之后，“特朗普时刻”到来了。只不过，这一次“自由主义的故事”所面对的不是一个如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或者共产主义那样的逻辑一致的意识形态上的对手。“特朗普时刻”最多是个虚无主义的滑稽表演。特朗普没有什么意识形态的主张，就像主张英国脱离欧盟者对于这个“不联合王国”的未来没有做过真正的计划。 特朗普时刻 一方面，这可能意味着“自由主义的故事”所面临的信任危机没有之前那些危机那样严重。最终，人们不会放弃“自由主义的故事”，因为他们没有其他选择。他们可能会愤怒地敲打这个制度，但是他们最终还是会回来，因为他们没有别的路可走。 有些人还是会找别的选择，他们会把目光投向更久远的过去，在其他一些故事里寻求庇护，比如传统的“民族主义的故事”以及“宗教的故事”；在20世纪里，这些故事曾经被人们丢到了一边，但人们从来没有完全放弃它们。这样的事已经在中东地区发生了，那里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宗教原教旨主义在抬头。然而，无论他们怎么喧嚣、怎么愤怒，如伊斯兰国这样的运动并不能给人们提供自由主义发展路径之外的选择，因为对于我们时代所面临的那些重大问题，他们给不了任何解决方案。 一旦人工智能在大多数认知作业上的表现优于人类，那个时候的就业市场会成为什么样子？一个由数量非常巨大、在经济上“没有用”的人所组成的新阶层会在政治上产生怎样的影响？等到纳米技术和再生医学可以延长人们的寿命——让八十岁的年纪相当于之前的五十岁，人们的关系、家庭还有养老基金到时候会受到什么影响？当生物技术发展到我们能够“设计”婴儿的水平——贫富之间的差距也会因此变得更大，人类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子？对于上面这些问题，你不太可能在《圣经》或《古兰经》里找到答案。在这个被技术和经济风暴席卷的世界，激进的伊斯兰教，正统的犹太教或者基要派基督教可能会向信众许诺，他们会获得能够给他们带来确定性的船锚；然而，在这场即将到来的21世纪大海啸中，要保证不迷失方向，你还需要一张好地图，还要有结实的船舵。 如“让美国再次强大”或者“把我们的国家还给我们”这一类口号的情况也一样：你可以建起一座墙来防止墨西哥非法移民进入美国，但是你没法建起一座墙把全球变暖挡在国门之外；你可以让英国脱离欧盟，但是你无法让伦敦脱离全球金融体系。如果人们不顾一切地抓住已经过时的民族和宗教身份不放，那么在气候变化、经济危机和技术带来的颠覆性影响面前，全球体系只会土崩瓦解；而19世纪的民族主义神话和中世纪的虔诚既不能理解这些问题，也没有能力解决它们。 你可以建起一座墙来防止墨西哥非法移民进入美国，但是你没法建起一座墙把全球变暖挡在国门之外 因此，当英国脱欧、特朗普崛起这样的事情发生时，主流精英们只能一脸惊恐地看着，然后希望大众会幡然悔悟，及时回到自由主义阵营里来，从而避免灾难的降临。但是，“自由主义的故事”要想从当前这场信任危机中存活下来可能会很困难，因为长期以来支撑着这个故事的根基可能已经在崩塌之中，这个根基便是：自由主义伦理和资本主义经济之间传统上的联合。在20世纪里，“自由主义的故事”非常具有吸引力，因为它告诉人们，也告诉政府，他们不用在“做正确的事”和“做精明的事情”之间做选择；保护人类的自由既是一种道义责任，也对经济的增长至关重要。英国、法国和美国之所以会蓬勃发展，据称是因为它们放宽了对经济和社会的限制，如果土耳其、巴西或者中国也想变得和英、法、美一样繁盛，它们也必须效仿这三个国家的做法。在大多数情况下，让暴君们和军政府决定实施自由化政策的不是道德上的理由，而是经济上的。 然而，到了21世纪，对于我们所面临的两个最大挑战：全球变暖和技术发展带来的颠覆作用，“自由主义的故事”并不能提供很好的解决方案。随着人们的经济上的重要地位逐步被算法和机器人所取代，也许保护人类自由在道义上仍然具有正当性，可是光有道义上的理由就足够了吗？当重视每个人的自由和愿望不再能带来经济收益时，各国的精英们和政府还会对之继续重视吗？人们对自己的未来感到忧惧并没有错。即使特朗普输掉了即将到来的大选，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仍会有一种直觉：这个制度不再对他们有利，而且他们可能是正确的。 无论是谁在11月的大选中获胜，我们都面临着一个任务：为这个世界创造一个新的故事。正如工业革命的动荡催生了20世纪诸多新的意识形态，未来发生在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领域的革命可能需要我们有新的远见卓识。在《未来简史》（Homo Deus: A Brief History of Tomorrow）中，我对一个目前在硅谷初具规模的新思想体系做了一番探究。如果“自由主义的故事”许诺我们可以通过全球化和自由化来获得救赎，这个新的元叙事（meta-narrative）则许诺我们可以通过大数据算法获得救赎。只要有足够的生物特征数据和足够的计算能力，一个外在于人类存在的算法对人类的理解会比我们对自己的理解还要好，到那个时候，算法将拥有权威，人类则将失去权威；民主选举和自由市场，另外还有专制独裁者和死板的阿亚图拉们（注：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宗教学者等级中的一个）都会像锁子甲和燧石刀一样过时。 我们已经听到一些专家在呼吁让算法接管某些领域，比如教育孩子（为每个学生配备一个人工智能导师），防治肥胖（你的手机会对你的饮食作出规划），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物联网将会处理这个问题）。让算法接管人类事务会带来非常不一样的潜在影响，从良性的到令人毛骨悚然的影响，再到彻底恶托邦的影响都有。我怀疑硅谷的领军人物是否仔细考虑过他们的想法所会带来的社会、政治上的全部后果，但至少他们在用新的思维方式思考。人类对全球迅速发生的变化失去了理解能力，旧的故事坍塌殆尽，留下了空缺亟待填补，我们需要新的思维方式，而且我们需要尽快获得它。然而，在目前阶段，我们仍然处在失望和愤怒的虚无主义时刻，人们对以往的故事失去了信心，但也还没有接受一个新的故事。我们管目前这个阶段叫作“特朗普时刻”。 |
相关阅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