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来源于一个美丽的想法

　　灾难来源于一个美丽的想法

　　想起巴菲特的说法，精确的模糊远远不如模糊的精确更有用，看似精确复杂的计算，实在是误人误己入歧途。一些简单的经验总结，可能更接近事实真相，更接近真理。只不过因为“简单”，所以不容易被人掌握应用。来一堆公式，细化分解，好象是助你攀近真相的“阶梯”，可谁又知道那不是让人园地踏步的迷宫？

　　直到1952年，金融理论由一系列明智的观察和经验法则构成（也不是高高在上的珠穆朗玛峰），没有一个涵盖总体的框架。但是芝加哥大学研究生哈里马科维茨（还没成为老人家的时候，就像现在的很多“产业规划”，其实也是出自“研究生”之手的）给予金融一种新的、严格的明确性：他把风险这个过去含糊的概念等同于差这个数学概念。

　　 马科维茨的模型告诉投资者该做什么，而不是预测他们呢会怎么做。但是到了上世纪60年代中期，其他理论家迈出下一步，基于投资者的确按照马科维茨模型所说的该怎么做来分析金融市场（什么意思？）。结果得出有关股价的精彩理论（可能精彩要打引号），即所谓的资产定价模型，又称CAPM。CAPM是一种极具诱惑性的理论（其一在于确定性的计算很过瘾，其二在于把使用这些工具的人与普通人区别开来，其三呢），彻底控制了人们对金融的认识，不仅在商学院，而且在华尔街——这一点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华尔毕街的人或许有明白人，不过，大多数的交易对手和交易行为如果都是这样，那也只好这样，否则怎么活，看谁跑得快吧，就像两个人在森林里遇到狼的故事一样。毕竟是对手博弈，金融的产品不过是博弈者手中的工具。）

　　 马科维茨最终和威廉夏普、莫顿米勒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夏普对CAPM的发展起到关键作用，米勒则是现代金融理论发展的关键人物。但是，在那之前很久，这种新想法就已经固定为教条。

　　 福克斯这本书的妙处在于，他帮助人们真正了解学术界的社会关系（别天真地把大学认为是象牙塔，就像别以为电视报纸的广告里推荐的产品都是信得过的。记住，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最重要的是，他认识到，一个人的职业生涯、名誉乃至自我价值感最后都可能取决于某种特殊的学术方法，于是这种方法的支持者开始和狂热的政治激进分子或者某种邪教组织的成员相似。（哈哈，克鲁格曼真是快人快语。其实不管他们是什么职务身份，能够淡泊名利维护真理的人是少之又少的，大多数人一生不能见其一。我们所见所交往者，我们自己，都不过是芸芸众生，嘈嘈杂杂。如果幸运地获得了大名大利，一旦受损，还不誓死捍卫？马克思不是说过类似的话嘛，如果有多少多少的暴利，杀人也是正常行为。）就金融理论而言，这发生的速度很快。到上世纪60年代初，米勒在芝加哥大学商学院上课时在黑板中间划出一条线：一边写着M&M，代表莫迪里阿尼—米勒，也就是新的数学化的CAPM金融方式；另一边写着T：代表“他们”，就是没有一定之规的旧方式。（用“划清界限”的范式教育学生，有点像国内的政治运动吧。）

　　 当然，总有人明智到足以超越当前的教条。在《圣贤》这本书里，查尔斯*莫里斯刻画了其中三位：乔治索罗斯（原文“绍罗什”，估计译者不知索罗斯。看到了吧，参考消息的信息也未必全精准）、沃伦巴菲特、保罗沃尔克。

　　 《亿万美元大崩盘》的作者莫里斯对经济理论没有多少耐心。莫里斯不出几页就成功地彻底歪曲约翰凯恩斯和米尔顿克里德曼的思想，但是，这本书却凭着任务刻画活了过来，尤其是对沃伦巴菲特年轻时的亲切描述。（这个莫里斯好像就是上面的莫里斯，看下文还说圣贤。那怎么两个书名？不得而知了。）

　　 圣贤的生活能给我们其他人有益的教训吗？索罗斯似乎没有什么特俗方法，除了比其他人聪明。巴菲特倒有一个方法：弄清楚某家公司到底值多少钱，能便宜买下就便宜买下——但没有他的天才，这种方法也没用。而沃尔克的主要资产是他绝不妥协的正直，多数凡人难以匹敌。（总之，都不是依靠CAPM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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