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印度经济崛起，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如果印度经济崛起，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一句话，真正与中国经济赛跑的是自身的改革和创新，而不是可能崛起的印度。

　　印度可能成为一个强有力的追赶者。但直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仍然有印度不可比拟的优势。中国的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力素质远高于印度，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优于印度，中国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工业生产配套体系，这也是印度在短时期内难以赶超的。人口结构老龄化虽然是中国经济的一个潜在劣势，但是老龄化本身还远远未起到恶化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作用，每年仍然有数以百万计的大学毕业生以及更多的受过中等教育或职业教育的劳动者在寻求工作机会。

　　中国制造业真正的威胁在于扭曲的经济结构。高工资并不一定是坏事，追求经济增长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国民的收入水平。只要工资上涨是生产率提高引起的，那么即便工资水平高于其他国家，制造业企业也不会迁出，因为这是“好的工资上涨”。但如果工资上涨是因为高房价、高医疗成本、高教育成本等因素引起的，而与此同时生产率没有相应的提高，这就是“坏的工资上涨”。

　　坏消息是，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中，至少有一部分是“坏的工资上涨”。一方面，劳动者需要维持基本的住房、医疗、教育等生活需求；另一方面，因为土地财政、金融约束等方面的原因，房价和房租在涨、医疗服务价格在涨、子女接受教育的综合成本在涨。从而，工资不得不上涨。2015年，深圳房价在一年间上涨了接近50%，如果华为不能相应地大幅提高工资水平或者说服员工无视房价上涨的话，那么只可能有两种结果：要么华为离开深圳，要么员工离开华为。就这么简单。

　　另外，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等受政策支持部门的繁荣发展也结构性地抬升了制造业部门的工资——当建筑工地提高工资且需要大量劳动力的时候，富士康这样的制造业企业也不得不向工人提高工资。连富士康这样的大型企业都明显感受到了工资上涨的压力，其他中小型普通制造业企业的困境可想而知。正是这部分坏的工资上涨削弱了中国制造业的优势。从某种意义上讲，导致富士康去印度建厂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在印度生产产品变得更容易了，而是因为在中国生产产品变得更困难了。中国经济并不是被印度比下去了，而是被自身的结构扭曲所困扰从而削弱了竞争力。

　　好消息是，这些“坏的工资上涨”是可以通过改革来避免的。通过财税体制改革降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有助于减缓房价上涨。通过硬化国有企业预算约束、加强财经纪律，有助于降低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通过反腐、简政放权、摒除限制创新创业的制度藩篱，有助于孕育多样性，使得人尽其才，减少教育中的无用功和恶性竞争。通过更合理的社会保障体制建设，特别是健全农民工和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有助于减轻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的负担。

　　总而言之，印度经济近年来出现了良好发展的势头，尽管这一势头是否能够保持下去仍有诸多不确定性，但是一旦印度经济崛起，就必然会对中国经济特别是中国制造业带来挑战。面对印度经济可能的崛起，“印度斜视症”和“印度崛起焦虑症”都有失偏颇，应当避免。我们要做的是客观分析、预判可能性、冷静面对，一方面要抓住机遇，提前布局抢占市场，另一方面要未雨绸缪，积极通过深化改革和鼓励创新来应对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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