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迁徙规律梳理

　　中国人口迁徙规律梳理

　　最早对人口迁移进行研究的学者是英国的雷文斯坦(E.Ravenstien)。他于1880年发表的一篇题为“人口迁移之规律”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他提出了七条规律，主要是：

　　1、人口的迁移主要是短距离的，方向是朝工商业发达的城市的；

　　2、流动的人口首先迁居到城镇的周围地带，然后又迁居到城镇里面；

　　3、全国各地的流动都是相似的，即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

　　4、每一次大的人口迁移也带来了作为补偿的反向流动；

　　5、长距离的流动基本上是向大城市的流动；

　　6、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相比，流动率要低得多；

　　7、女性流动率要高于男性。在此基础上，美国学者E.S.Lee提出了系统的人口迁移理论——“推拉理论”。

　　他首次划分了影响迁移的因素，并把它分为“推力”和“拉力”两个方面，前者是消极因素，促使移民离开原居住地；后者是积极因素，吸引怀着改善生活愿望的移民迁入新的居住地。

　　从我国情况来看，影响人口迁移的原因较为复杂，其中涉及区域环境、经济因素、社会文化等多元角度，国内也多有文献对此作出解释。根据我们掌握的数据整理，我们认为国内人口迁徙与“推拉理论”中的部分规律相当符合，可以将人口迁移的“拉力”简要归结为三点，即经济因素、距离因素以及资源吸引力，其中经济因素是最关键的核心，而房价，可能从来都不是一个影响的主要因素。

　　距离因素：迁移成本的控制

　　Cindy Fan曾经通过模型证明人口迁徙地区差异效果随着地域空间距离的长短差异而发生变动，说明人口迁移和空间距离存在联系。根据美国的普查局统计，在其迁移人口中，61%会留在原县区（美国州以下最大的行政区），在一个州不同县区间迁移的占19%，而在不同州之间迁移的仅占16%。我国铁路是迁移人口最主要使用的交通工具，迁移人口在跨省际迁移时会以省会城市为迁移核心城市，然后再向相邻经济圈扩散，因此我们整理了我国各省省会之间的站间里程来分析迁移人口及所吸引地区之间的距离。

　　分区域而言，以北京、天津为代表的环渤海经济圈的人口迁移主要以区域内部迁移为主，吸引的是各省之间的人口，如河南、河北和山东等。上海、浙江等长三角地区吸引人口相对较远，而珠三角对人口吸引辐射作用最强，除了湖南是毗邻省份，其余四川、重庆等皆是来自于距离较远的省份。而从迁出省份来看，除了安徽省迁入省份主要为江苏、上海等毗邻省份，其他河南、湖北、湖南、四川等省份均选择空间距离较远的省份。

　　但除了这些主要迁入地区和迁出地区，大部分省份的迁移距离都是空间距离较近，与吸引中心毗邻的省份，这点也得到支付宝大数据的印证，数据显示，2014年春运期间，十大最热线路分别为：广东—湖南、广东—湖北、北京—河北、广东—广西、上海—江苏、广东—四川、广东—江西、广东—河南、江苏—安徽、浙江—安徽，除了广东省，其他区域皆是毗邻省份之间的迁移，外出生活的用户中以离家200—800公里最为集中。

　　资源因素：向教育资源集中

　　区域资源因素包含多种要素，包括城市基础设施配套、医疗设施、教育设施等，其中尤其教育资源决定了一个区域高素质劳动力以及购买力的潜在供给。我们整理了21世纪以来迁移人口文化素质的差异和变化，发现近年来不同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在迁移选择上也是出现了分化：

　　1、受过初等教育的人口省际迁移活跃度更高。全国省际迁移人口中，初等教育以下的人口比重有所提高，而受过中高等教育迁移人口的比重明显下降，显示迁移人群主要以城镇化过程中的农业人口为主。

　　2、高等教育人口更偏向于省内迁移。六普中具有高等学历人口省内迁移比重上升了6.4个百分点，而省际迁移比重下降了3.6个百分点。在省际迁移人口中，只有天津和陕西受过高等教育人口的占比提升，全国其他省份人口都出现下降趋势。

　　3、区域上看，东部地区受过高等教育的迁移人口以省内迁移为主。北京、上海、天津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重上升幅度最大，而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人口更偏向于省际迁移。

　　房价因素：从来都不是主因

　　如我们此前整理，追求更好的工作、更高的工资改善生活是我国人口迁移最重要的原因，而相对能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的区域往往意味着更高的房价和房租，因此对于作为一个理性经济人而言，在考虑区域拉力的时候，房价等要素并不是其考虑的首要因素。我们统计了美国在21世纪初人口迁徙的主要原因，其中主要包括工作迁移、婚姻变化、住房原因、气候条件等，其中住房原因、家庭变化、工作变化是美国人迁徙的核心要素，而其中住房原因中，美国人主要因为买新房和改善住房等，为了更便宜的住房占比仅仅10%，这也印证了我们此前的总结。

　　经济因素：对生活改善的憧憬

　　从经济角度，迁移人口的迁移决策主要受两方面影响，一方面在于迁移目的地的经济发展趋势，另一方面则受到迁移人口所处地区与目的地之间的经济差距大小影响，追求更高的工资水平和就业机会是主导因素。根据调查，我国因务工经商而迁移的人口比重从80年代的7.9%上升至2010年的45.1%，成为全国迁移的最核心原因，而其他如婚姻嫁娶、学习培训、投靠亲友等非经济因素占比皆出现明显下降。

　　我们比较了各个地区工资收入水平和净迁入人口的关系，结果显示两者呈现非常明显的正相关，证明具备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对迁移人口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福建等省份的平均工资相对较高，也带来更多的人口导入，其中来源地和迁入地之间的工资差距是助推人口流动的核心因素。

　　值得关注的是广东省作为21世纪以来人口导入规模最大的省份，平均工资却明显低于北京、上海以及深圳等区域，仅相对高于河南、湖南等人口迁出地，这实质上反映了广东省的人口导入结构中综合素质相对低于其他主流城市，同时也印证了广东省中大部分城市并不是人口迁移的最终站，而是人口反迁的中转站。

　　人口迁徙模式分类

　　第一类：超大城市集聚模式

　　我国东部沿海城市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是这类模式的主要代表（深圳包含于广东省），这种模式的主要特点在于，已经实现高度的城市化进程，而人口处于高强度导入状态，但其中短期迁移人口比重较小，迁移流动人口具备较强沉淀性。即使从制度因素来看，这些区域往往执行较严苛的“条件户籍”，但并不能阻止跨省户籍的迁入，背后反映的是全国大量高素质人力资本的不断注入。

　　第二类：外来农业人口导入模式

　　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等省份是这种模式的代表。这些地区具备相对较高的城镇化水平（低于第一种模式），处于快速增长城镇化阶段，人口处于净迁入状态，但人口沉淀性不强，农业户口人口的迁移比重较高。这些地区往往是城市群人口集聚的次中心和农业转出人口的“中间站”而非终点站。

　　第三类：内生城镇化模式

　　河北、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非核心地区以及广西、贵州、青海、宁夏等中西部区域是这种模式的代表，这些地区城镇化水平较低，相对而言人口迁移活动强度也较低，尤其跨省迁移和短期增量迁移比重较低。这种模式往往担负着向前两种模式输送人口的作用，而自身城镇化则大幅度依靠自身内生增长和城乡之间的内部迁移。

　　第四类：人口逆迁徙模式

　　东三省、内蒙古、江西、湖南、重庆、四川、安徽等省份属于这种模式。这些地区城镇化水平处于全国中位数，虽然过去十年人口迁出现象非常明显，大部分都是中部人口输出地，尤其是农业户籍人口，但是自身的经济发展以及城镇化特色也吸引了省内城乡迁移以及外出人口回流。

　　l 四、大数据角度的细化审视

　　在大数据风起云涌的今天，我们也根据腾讯、360、百度等掌握的LBS数据来进一步审视当前中国人口迁移的最新格局，这无论是对于从业者还是房企而言，都可能带来一些借鉴意义。分析主要按数据来源和针对的人口分为普通人群和高素质人群。

　　从高素质人口的竞争格局上，我们认为同时具备增长率和沉淀率的省份将在未来具备更强的竞争力，其中广东省以511%的增量以及85%的沉淀率遥遥领先，而中西部省份如内蒙古、新疆、青海、宁夏、贵州等西部省份成为黑马，未来值得关注，除此之外，浙江、山西、河北、福建、上海等区域在高素质人口方面具备竞争力，而东三省、湖南湖北、海南等区域在这方面相对较弱，值得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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