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领先的意义在哪里？
深圳领先的意义在哪里？ 邓小平说，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特区特在哪里？就是破旧，就是与先进国家和地区的规则接轨，大胆图新。邓小平对中国的最后嘱托主要体现1992年南方谈话中，可以说，是深圳“一夜之城”的实践给了他对自己理论更充分的信心。在某种意义上，只要深圳不回头，中国就不会回头。中国市场经济因深圳而立，是深圳的成功探索，促使邓小平下决心让浦东开发开放，让整个上海和全中国都加入到市场经济的历史潮流中。 它证明了越新越好，越高越好。一个年轻的、有着更充分的内生动力和开放活力的城市，它能在几十年间超越中国100多年来不可动摇的经济中心，证明了创业创新的力量，自主自强的力量，不墨守陈规的力量。邓小平曾说：“要发展高新技术，越新越好，越高越好，越新越高，我们就高兴。”土地资源约束和成本压力倒逼深圳只能往上走，往高价值的创新方向走，这条路走通了，它是一条通衢大道。 它证明了新制度的力量和人的力量。很多人喜欢研究商帮，研究地域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其潜台词是，某些地方、某些人不太适合搞市场经济，不太讲信用，不太愿意吃苦。深圳是典型的移民城市，它证明了市场经济的熔炉会接纳一切参与者，市场经济的舞台会为一切有梦想的人打开，不管你来自哪里都有机会成功。只要政府尊重市场，敬畏市场，服务市场，以人为本，以民为本，以法为本，则政府在市场经济中不会无所作为，而是大有可为。走法治化、阳光化的服务型政府之路，就能激发起人民群众不可想象的力量。这就是新制度的力量，以及被新制度唤起的人的力量。给中国人一点阳光就能蓬勃生长，深圳证明给了全世界看。 回看上海的一段历史 1843年11月17日，根据《南京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上海正式开埠，自此对外贸易激增，从一个海边县城跃居远东第一大都市，不过数十年的时间。今人谈到上海，都会提到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如通江达海、紧邻江浙、远接长江中上游，离韩、日、新加坡等国距离最为适中。但当年《南京条约》谈判时，清政府官员最担心的是外国人提出开放苏州府。在最后确定的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中，广州、福州是省城，厦门、宁波是府城，只有上海是县城。 但为何是上海后来居上、执中国城市之牛耳？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戴鞍钢指出，清政府还是眼光内向，着眼于内河航运。而外国势力是从海上来的，工业革命后世界已进入蒸汽时代、轮船时代、海洋时代。上海当时确实不如苏州繁华，但从海洋时代眼光看，上海的潜力更大。所以外国人提出上海开埠。仅仅十年，上海就取代广州成为中国内外贸易第一大港。一方面，上海周边的丝和茶不用再千里迢迢到昔日“一口通商”的广州出口了；另一方面，上海的内河航运也很发达，保证进口货物运到后很快就转运分销出去，不愁卖不掉、运不走。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熊月之指出，1843年的上海，人口规模在中国城市中排第12位，在北京、苏州、广州、武汉、杭州、成都、福州、西安、南京、长沙与天津之后。上海不是江苏省的中心，甚至连松江府的中心也算不上。上海在松江府一般被认为是比较重商、缺少文化的地方。但上海有一个特点，就是城市人口中外来商人占有重要地位，本地人排外观念不强。 广州：外国人要入城，广州官绅软磨硬顶就是不让，斗争持续了十几年。直到1859年广州沙面租界设立，租界与华界之间开挖了人工河，严格实行华洋分处，地狭人少，发展缓慢。 福州：开埠之后，福州官绅以极为傲慢的方式对待英国领事，让他极不体面地自己摸索上岸。 厦门：外国人起初所划的居留地是较场、水操台一带，英国人认为过于偏僻，恐遭窃劫，不愿前往，1862年后才开辟英租界。 宁波：离上海较近，先到那里的外国人后来不少转到上海。 上海呢？英国人来了，上海人一是好奇，二是谋利，跟外国人做生意，和跟外地人做生意没多少区别。有人发现围观外国人是个商机，就在英国人住地附近卖票，每个参观者收费。这种灵活性和适应性，加上地缘优势，让外国商人、传教士、外交官都认为上海人与广东人很不一样。上海人对外国人，至少表面上愿意接近。开埠两年后，英租界设立，随后是法租界、美租界，英、美租界后来合并为公共租界。公共租界面积最大时有33503亩，法租界最大时有15150亩，加在一起是全国其它23个租界面积总和的1.5倍。 历史中的启示：自治、法治与安全 根据熊月之的研究，上海的租界从最初的华洋分离到后来的华洋杂居（1854年7月修改的土地章程删去了华洋分居条款），使中国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出现了一道缝隙，在清政府、北洋政府、南京政府的统治中演变成一条灰色地带，一个战乱中可以藏身、新生政治力量也可以利用的空间，并形成了亦中亦西、中西混合、中西并重的文化和风俗。上世纪30年代有西方人说：很多人不理解上海何以会这样迅速地成为一个大工业城市，因为从环境来看，上海并不是理想的地方，地价贵，房租高，工资昂，其实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那时中国其他地方经常动乱不安，工业发展遭到骚扰，上海则不然，这就形成了工业集中于上海的趋势。那一批又一批从四面八方涌来的难民，则成为上海工商业取之不尽的廉价劳动力。 混杂、多元、相对安全、贸易发达，令上海成为资源的汇聚地，能够配置各种商业机会。从开埠到1900年，上海人口从不到20万增长到100万，为中国之最。“战乱时，大批难民涌入上海，那是迫不得已。承平时，很多达官富商、文化名人来上海居住、置业、发展，则是理性选择。很多达官富商、文化名人先前并不在上海生活，而是在外地为官、经商与活动，但他们将家安在上海，将钱存在上海，一旦仕途受挫，商途不顺，便折返上海，当寓公，做隐士，……这些人有钱、有闲、有识，于是，上海房地产业、银行业、书画业变得那么兴盛，上海也由此平添了那么多名人故居。”（熊月之） 多元杂处之地，有商机，能做生意赚钱，还要有太平秩序，住着安心。1930至1931年，英国籍南非法官费唐到上海调查租界，结论是，上海能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发展为现代大都市，关键在于三大要素，即自治、法治与安全。公共租界实行的是自治制度，法治管理也相当严格，早期《申报》经常刊载居民因随地大小便、粪桶过街不加盖子、乱倒垃圾、斗殴闹事而被处罚的案件。上海也是中国最早出现律师的城市。熊月之指出，“长期的自治与法治，培育了上海人的契约精神，养成了上海人遵纪守法的习惯。民国初年人们就看出：上海人历经英人熏蒸陶育，‘服从法律习惯已较胜于内地’。租界内西方司法制度的引进，也使上海人早于其他地方的人有了寻求法律保护的意识，当时外地人就有‘沪人健讼’之说。……到了上世纪30年代，‘打官司’一词在上海社会已经十分普及。1930年江苏全省6300件民事诉讼案中，上海市占了4577件，达73%。1935年上海仅律师公会等律师组织的成员就达1000多人，上海一地集中了全国40%的律师。” 有商机，有法治，企业当然喜欢，所以上海，也只能是上海，成为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大本营。不仅李鸿章将三大制造业企业——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和机器织布局放在上海，近代中国各行各业的知名企业和扛鼎人才，大多数也都扎根在上海，基本为民办企业。他们打败洋货的案例不胜枚举，如佛手牌味精战胜日货味之素，五洲固本肥皂战胜英商祥茂肥皂，华生电扇夺取美商独占的电扇市场，等等。 租界是不光彩的殖民地，我援引学者的研究成果，不是要证明“租界繁荣论”，因为全世界很多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境遇都非常悲惨，即使独立后也发展不好。近代上海经济的历程说明，上海从“数千年未遇之变局”中磨砺出的重视商业契约、讲法治、讲职业精神、产品和服务求卓越、开放不排外、重视管理的素质，是上海发展背后的最重要社会资本。在五口通商、独钟上海的历史关头，上海发育出了近现代商业文明的基本形态，在租界的历史场景中没有辜负历史赋予的责任。没有上海，很难想象中国的商业发展会走上什么道路。 也是在这样的商业文明和产业基础上，才有了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在经济中的举足轻重。“上海造”是质量的象征，上海是众多发明创造的策源地。1980年，上海一地的工业增加值占全国的12%，这样的比重绝对后无来者。 |
相关阅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