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使基金遭遇募资难题

        去年年底，王淮带着妻儿回国，决定玩一把天使投资。据说，有不少VC得知了这一消息都想把他召入麾下，但他却觉得“干吗一定要加入机构，投个案子还要符合他们的条条框框”。于是，他给自己规定了一个“底线”———两年2000万，一年内最多投出这个数，即便亏光了，也不影响吃饭睡觉。

不过，这个想法在他遇到(老薛)薛蛮子和张川之后起了变化。按照王淮的说法，他是在老薛的家里认识张川，彼时张川已经离开京东商城VP的位置，决定和薛蛮子一起做一个天使投资机构。“我跟他(张川)很聊得来。我记得很清楚，那天从老薛家出来，天还下着雨。于是，就好像谈恋爱一样，我们一起淋了场雨之后，就决定要一起再做点什么。”王淮笑着对南都记者说道。

之后的几个月，王淮和张川几乎形影不离地一起看项目、联合投资，甚至连吃住都在一起。两人不同的职业背景，恰好形成了一种天然的互补：技术出身的王淮更善于看产品，而大公司高管出身的张川则更关注运营。“尽管在投资理念上有一些差异，但整体方向一致，而且，这几个月下来，也算是知根知底了吧。”就在一个多月前，王淮正式加盟薛蛮子和张川的天使基金，成为致景投资的创始合伙人之一。

事实上，致景投资“薛张王”的三人组合不过是近年来天使投资由个人向机构化运营转变的代表之一。自2009年国内资本市场走热以来，不仅各家VC/PE机构纷纷涉足天使投资基金，很多原先只以个人名义进行天使投资的“独行侠”也开始设立天使基金，构建投资团队，进行机构化运作。

在前者的名单中，既包括了红杉中国、达晨创投、深创投、同创伟业等知名投资机构，也新添入了如险峰华兴、泰山天使创业基金等自创新手笔;而后者中最知名的，莫过于徐小平的真格基金和蔡文胜的4399创业园。

当然，这并非仅仅是中国特色。几乎是在同一时间，硅谷教父Ron Conway成立了SVAngel基金，谷歌前高管Aydin Senkut设立了天使投资公司Felicis Ventures，Twitter投资人Chris Sacca也在2011年末设立了Lowercase Spur基金，等等。

一时间，天使投资的机构化不仅成为一股全球范围内的风潮，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整条投融资产业链上的权力结构。

抱团的喜怒哀乐

与后来进入的VC/PE机构投资人不同，早期的天使投资虽然金额不大，却往往能起到四两拨千金的作用。一位VC机构合伙人就曾明确指出：雷军手里的项目即使是在天使阶段也很贵，因为“他的身边聚集了太多资本，他也很善于和人谈价钱”。

这正是各家VC/PE机构纷纷涉足天使投资基金的一个重要原因。“总不能干等着别人坐地起价吧?”一位要求匿名的PE机构投资人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这样反问道。于是，向上游进发，去挖掘更早期的项目，提前介入或加以锁定，就成了他们攫取更多利润的主要途径。

这种做法的后果也显而易见———机构投资人在以更强的资金实力抢占早期项目的同时，也将项目估值一再提高，直到上市通道出现问题，已投项目的退出机会遥遥无期，才将众人不断推高的预期一下子打翻在地，形成了眼下的“寒冬之势”。

不过，南都记者发现，与VC/PE机构涉足天使投资不同的是，那些个人天使投资人选择设立基金，进行机构化运作的原因却各不相同，甚至还包含了许多个人的喜怒哀乐。

以凌代鸿为例，据这位2010年出道的天使新兵称：在过去三年间，他以个人名义投出的天使投资总金额已接近1亿人民币，至今尚未收获一例成功退出的项目。尽管这些投入尚不足以影响其生计，但要持续将天使投资再做下去，仅凭个人出资已不足以支持，同时如果现在放弃，那么此前投资所积累下的经验和教训又会全部归零。正是出于这样的双重考虑，他才在今年年初成立旦恩创投，通过引入新的LP来将自己的天使投资事业进行下去。

相比之下，徐小平显然没有这样的压力。2011年初，他曾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表示，自己做天使投资是为了“抓住青春的尾巴”，同时，作为“新东方”三驾马车之一的他，还要力争在天使投资领域超过老搭档俞敏洪。有一种说法是真格基金，正是徐小平为了表示自己动了“真格”想做好天使投资而创立的。

真格基金现任总经理方爱之告诉南都记者，真格对徐小平而言，就像是很多只眼睛同时在帮他扫描各个领域中的项目，但最终的决定权仍以徐小平个人为主，因此在投资风格和偏好上与他过去做个人天使时并没有太大差异。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