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小平：上升渠道被堵

徐小平，《中国合伙人》最初剧本的作者，新东方创始人之一。

5月31日，徐小平在家中接受凤凰网独家对话，从这部英文名为“American dreams in China”的电影开始谈起自我实现的过程。从一个怀着读书梦的平民子弟到考上中央音乐学院的知识青年，从希望“从政改变中国”的年轻团干到加入留美求学的大军，徐小平用一种热烈而自由的方式，叙述了个人经历和时代的共同上升。

徐小平说，这部电影想表达的就是，每一个人在中国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找到机会，并实现自己的梦想。剧中的成东青代表着所有人，马云、柳传志、张朝阳、丁磊，包括海归李彦宏，就是从无到有、到打下天下的那一帮人。

在徐小平看来，在人类文明社会里，想获得更多东西的唯一办法是学习和劳动，掌握知识和技能。然而，今天的中国，仅有这些主观努力似乎远远不够，年轻人所面对的社会上升渠道还不够宽广、普遍、畅通，过于崎岖，甚至是过于艰险。徐小平坦言，如果现在社会的上升通道被堵住，就不会出现胡主席，也没有李总理了，包括马云、柳传志以及俞敏洪，“实际上他们都是从平民子弟上升的。”

所谓梦，不过是每个人渴求通过努力获得公平竞争的机会

《中国合伙人》，有人理解为中国屌丝逆袭的故事，你怎么看？

徐小平：这个电影的英文名字叫“American dreams in China”，这里面讲了三个人的故事。从王阳说起，他是一个崇尚西方的中国愤青，总是用美国现代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诗句来表述他的人生感悟，最后他找到了自己的事业和幸福。

成东青在电影里面就是一个无能或者说被女生瞧不起的人，他也在中国找到了伟大的事业。

孟晓骏的家庭是祖传三代的留美博士，自称“去美国就不回来了”。他最后不仅回来了，而且也找到了机会。

这个电影说的是：每一个人在中国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找到机会，并实现自己的梦想。

中国是屌丝的大舞台，说到屌丝的逆袭就是指屌丝的上升通道。前些日子《人民日报》发了一篇文章，说要给社会各阶层提供上升通道，我觉得这其实说了一个简单的人话。《人民日报》提出这个论题，居然得到很多人的欢呼，可见尽管中国有上升通道，但今天这个通道不宽广、不普遍、不够畅通，过于崎岖，甚至是过于艰险。

如果我们的社会上升通道被堵住，就不会出现胡主席，也没有李总理了。包括马云、柳传志以及俞敏洪，实际上都是从平民子弟上升的。

寻求上升通道是人类文明一个基本的追求。人类从树顶上、山洞里走到地面上来，希望过得好一点、得到多一些、愿望实现得多一些，这就是上升通道。文明社会里边唯一的上升渠道就是通过学习和劳动、知识和技能去得到更多的东西。

为什么是American dreams in China 而不是Chinese dreams in China？

徐小平：这个问题特别特别好。所谓美国梦就是机会面前人人平等，不管肤色种族、不问户籍，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公平竞争的机会。

人人平等，但现在中国人信这句话吗？假如我跟你说好好工作，机会面前人人平等，你觉得这是扯淡！

所以American dreams不是“我要去美国”的梦，而是一个“实现自我价值”的梦？

徐小平：它是机会面前人人平等的梦，所以电影才叫“美国梦在中国”（American dreams in China）。世界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是路。在中国，实现美国梦的人多了，那美国梦就变成了中国梦。比如说电灯、电话、冰箱、汽车、洋房等等，现在已经不是美国梦了，现在是中国梦。我1994年回国看见小区有汽车都叹为观止，现在就不是问题了。

到最后就没有美国梦、中国梦，只有一个字叫“梦”、dream，newdream--“新梦想”。

你曾说孟晓骏的角色原型是陈可辛而不是你？

徐小平：我从来没说过代表我，我也没说过新梦想就是代表新东方。成东青代表着所有人，马云、柳传志、张朝阳、丁磊，包括海归李彦宏，就是从无到有、到打下天下的那一帮人。

在电影里，每个人总得有个身份，每个梦都需要一张床，你睡一个扁担也是床。只不过电影中把梦的睡床变成了一所英语学校，而老干妈的睡床就是辣酱。所以人人心中有一个机会面前人人平等的梦，人人心中都有一个成东青。

70年代，我们那一代人的上升渠道——读书高考

之前《人民日报》写过评论文章说80后“暮气沉沉”。反观您所经历的80年代，则充满了野心和激情，你们那一代的激情从何而来？

徐小平：80年代的激情哪里来的？我经历过70年代，在毛泽东去世之前中国沉闷得要死，我都不想活了。1976年我22岁了，没有学上没有书读、没有知识可更新，我都不想活了！70年代那才叫万马齐喑。

邓小平改革开放，开放了中国大学，80年代来到大学里边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思想活跃、思想解放，意味着读书无禁区，思想无禁区。

那个时候你的梦想是什么？

徐小平：文革期间，很多人想当兵，因为当兵就有饭吃；很多人想做点体育做点文艺，因为文革期间大家也需要娱乐。那时是空前的枯燥，有文艺体育特长的人在工厂、在军队、在农村都能够避免苦力活。

我那个时候不是想躲避上山下乡，因为上山下乡对我来说还略有一点浪漫的味道。我那个时候梦想就是读书，梦想看到《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但是当《哈姆雷特》这书最终到我面前的时候，我读不下去，因为还没有恰当的知识储备。

另一方面，我确实在中学期间爱上了中国的古代文学。中学期间开始读《离骚》、《诗经》，唐诗宋词，后来在剧团里面自己几乎背完了《唐诗三百首》。那时候吸引女孩子的方法讲唐诗三百首，讲得她们如痴如醉。

当时我的梦想就是读书上学。所以等到邓小平一开放大学，我疯了一样想去上学，这个不要解释。好政策不需解释，人民自然拥护；恶政策无需自信，人民自然背弃你。

我没有参加高考，直接参加了中央音乐学院的考试。记得那是一个春天的夜晚，夕阳西下、炊烟袅袅……反正这么一个乡下的地方，我看到《光明日报》登了一个中央音乐学院的招生广告，说寄5毛钱过去可获得招生简章。我就给他们寄了封信，但没给5毛钱，然后他们我寄来了招生简章。我当时想试一试作曲系和音乐学系，后来居然考上了音乐学系，当年这个专业在全国只招了21个人。这从此改变了我的命运。

知青那一代都是这样？

徐小平：中影副总裁张强讲了个故事。在上山下乡年代的某一天，他去找刘永行，当时的刘永行在荒野里放羊，他还在读书。就像在一个绝不可能的地方，一个人拿着一本康德在阅读。非常魔幻。

我们进了大学，十年积累的读书的梦一下子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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