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天使的本真生活

我是天使投资人Hui（崔会绅），容铭资本的创始人。我的故事从英国布里斯托开始，这是伦敦西南120英里的一座城市，在它附近，就是当年罗马人攻占英格兰时，发现温泉的地方。

　　我曾经是个疯狂的玩家。或许还有人记得，在校内网最火爆的时候，我是它上面德州扑克游戏排行榜上第一名的那个家伙；我打《魔兽争霸》——像那时候每个男孩一样——，我打得还不赖，甚至出钱去资助了一支欧洲的魔兽团队去打职业比赛，帮他们达到欧洲第三；偶尔，我也会全副武装跑到橄榄球赛场，跟一帮盎格鲁撒克逊人碰碰肌肉。

　　玩乐并没有耽误学业，但我敢说自己大概也称不上学霸，我的心思正放在别处。19岁时，我升上大二，开始鼓捣起创业，其实也算不上实际意义上的创业，只能算是鼓捣点小生意吧。

一位天使的本真生活：别人眼中的“富二代”的抑郁症与投资抗争史

　　代表美式橄榄球队BARACUDA参加大学生联赛的Hui（崔会绅）。

　　第一个项目是倒卖二手车。其实英国的二手车市场已经很成熟，也很少有什么机会，但是刚好上学期间房东是个疗养院的管事。我经常去跟疗养院的老人聊天练英语，同时也了解到他们虽然都不开车了，但是老人都对车有感情，车都留在家里没卖，有的都十几年了还里程很低保养很好。车不卖的另一个原因是，当地的车场一般都以旧换新，如果要把车直接折现的话，还要在以旧换新的估值上再打一个折扣，直接把车卖掉也价格非常低，很多老人觉得对自己的车有感情就干脆不卖了。

　　我找到这些老人，给他们以旧换新估值的现金把车买过来，因为车都很新，里程很低，最多也就是因为长时间没开电池不行了换换电池，倒手一卖，利润还不错，我现在还记得我卖掉的第一台车，1000镑买来2000镑卖掉的starlet，一买一卖两三天而已。因为我不懂车，所以找了个学汽车制造的博士生合作，他平时给学生当当辅导员或者给餐厅送送外卖赚外快，显然不如做这件事轻松，还不耽误学业，他负责看车，不用出钱，其他我负责，赚了分20%给他。

　　另外，英国北方的车比南方稍微便宜一些，但是当地人也懒得为了赚个几百一千镑的大老远把车从苏格兰开到英格兰南部卖掉，但是对于我们这些留学生来说，苏格兰非常漂亮，去玩一趟花几百镑有点心疼，但是刚好可以去之前在autotrader上看几个潜在可买的车，坐火车过去，买上车，开着车在苏格兰玩一圈，回来南部卖掉，免了租车还赚了钱，赚的钱正好cover掉所有花销，每次去苏格兰玩儿就干上这么一票。

　　这票买卖说实话我干得不错，不仅赚到了在英国的学费和生活费，也用余下的钱几乎周游了大半个英国，恐怕不少英国人都没我逛过的地方多。

一位天使的本真生活：别人眼中的“富二代”的抑郁症与投资抗争史

　　图中圈过的地方，就是Hui（崔会绅）靠转卖二手车的盈余，周游过的英国地方。

　　转眼到了2008年，兄弟我不小心搞出了一场大事件。那年，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事，除了一场高加索地区的局部战争，就是北京奥运会了。那时候，我刚好回国休息，无意中看到电视新闻，北京的酒店房价因为奥运飙升，一间普通的如家都要2000多人民币一晚了。与此同时，奥运期间要控制人流，北京的高校都要清空，学生宿舍就空出来。我看到了机会，准备把学生宿舍租下来，改造成青年旅舍出租，卖床位，就像最早的airbnb那样，一个房间6个床、8个床，每个床位两三百一晚，一个房间也卖个两千人民币。一个人成不了事，我拉来了两届学联的主席一起干，因为奥运期间来住青年旅馆最主要的就是学生，学联是最接近学生的。

　　物色了北京东北五环的一所学校，但上来要先交20万定金，我们咬牙交了，心里却一点底没有，并不知道，房间能不能租出去。我们尝试了很多渠道，还做了自己的网站，但是直到奥运会开幕还有一个多月，我们也没有接到太多订单，甚至已经想要放弃前面的定金，避免后续更多定金的损失。最后，我们开始尝试把资源挂到hostel.com等第三方网站上，没想到，审核过后的第二天，我们收到了雪片般的订单。很快，美国人、欧洲人、非洲人，甚至正在打仗的俄罗斯人与格鲁吉亚人，一共几十个国家、累计几千号人住进了我们临时出租的青年旅舍。

　　接着就来事儿了。由于缺乏经验，我们并没提前跟当地派出所备案，而当地的大爷大妈看到一下子挤进来这么多老外，有人就报了警。警察很快来了，盘问了我们一遍，没发现什么出格的事，也放过了我们，4位警察叔叔还留了下来，24小时免费帮我们站岗。

　　有惊无险，我们没酿成一场国际纠纷，还大赚了一笔。那时候，我的合伙人高庆一管财务，我们的钱箱子里每天都能收到各国的货币。我们就把外币存起来，把每天收到的人民币拿出来，跑到酒吧嗨。这是我作为大学生创业者的疯狂年月。

　　做这两个项目的初始资金都是用的来年学费和生活费，还好最后都赚钱了，如果赔了钱，就只能辍学创业，说不定airbnb就最先从中国出现了呢，当然，这是玩笑话。

　　2009年，我带着团队和项目回国创业，本来想做一个类似于autotrader的二手车交易网站。去找投资人融资的时候，没有忽悠到投资人，却被投资人忽悠成了他的投资经理。他认为我们做的项目在中国还没有到时候，但是我们几个人还不错，愿意带带我们，让我们学习一段时间再创业。现在想想，那时候我们确实除了一腔热血，其他条件都不具备，too young too naive了。学习了一段时间，我认识了一个比我大一岁的投资人，一起成立了投资公司，并号称当时中国最年轻的天使投资人。

　　那年我23岁，这不是一个好过的年纪。新的投资公司大概运行了半年时间，基金还没募集完毕，我就退出了团队。原因是理念不合，做人、做事两方面吧。这个投资公司又存续了几年，但后面的事情就和我无关了。这件事教会了我，一定要和有正面积极价值观的，有格局、有理想、有情怀、有担当的人一起做事。

　　那是我第一次做投资，那时候也是一腔热血，觉得这个事做下去一定会很厉害，说要35岁以前退休，退休之后要买海岛，买游艇，买飞机。其实，那时候没有想清楚，做投资最终得到的不是这些东西，虽然做好了，想有它们顺带着也可以有，但更重要的是享受这个过程，在这个事业里获取快乐，成就他人，顺便成就自己。投资的结果有可能是痛苦的，因为会投出血本无归的项目，但是过程却全部都可以是享受的。当然，当时说过的一句话还是对的：好汉不赚有数钱！

　　2010年底，我打算自己发起一支基金。要说明的是，我的父亲是一位企业家，我就是被人们称作“富二代”的家伙。一般来说，富二代有三个主要路线，一条是直接接班，但多数情况下父辈的事业并不一定是二代所热爱的；第二条是做跟父辈企业相关的业务，能够选择在这个方向上自己相对喜欢的那条轨道，也相对能借助资源；第三条是做纯粹自己喜欢的事情，但很难借助到父辈积累的资源，更多的要靠自己的努力，同时还要承受着“做好了是应该的，做不好就是无能”的眼光。我想我走的算是第三条路吧。可能在多数人眼里，我们是衣食无忧、资源不愁的一帮人，人们从媒体上看到的是我们看似光鲜的衣着和生活，但人们看不到的是，个中苦味以及不足为外人道的事情吧。

　　我父亲生意做得还不错，也有着不错的管理团队，多年来他已经不亲自插手业务了。管理团队的叔叔们经常跟我沟通，想让我去接班，不想让我做投资。但我想坚持我的道路，希望他们能成为我的LP，支持我成立一支基金。

　　为了说服他们以及他们的朋友，我飞到各地募资，有一次到了西安，在火车站见到了父亲企业的一位负责人。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他，这位叔叔指着火车站前，跟我差不多的年轻人，问我：你觉得，我如果给这些年轻人几千万，他们玩得了吗？

　　这个问题对我而言，就像现在大家爱说的：“我竟无言以对”。好在，最终获得了企业负责人以及父亲的支持。作为交换条件，我跟他们约定，如果做得好，我就这条路走到底，如果做不好，就回来上班。

　　一支五千万的基金成立了。这支基金是和某知名投资机构合作的基金，管理团队和我们合作非常融洽，也非常给力，两年多时间，基金投了10多个项目，我个人在外也陆续投资了一些项目。到了2012年底，大部分的钱投出去了，但投资是个时间的生意，没有这么快就能看到回报。我开始着急了，叔叔们是做实业起家的，也越发不看好这个投资，就把事情叫停了。本想再发起第二支基金，也就没有后话了。

　　在这之后，发生了两件事。一个是约定开始生效，我被叫回去开始学习管理企业，开始上班。另一件事是，伴随我多年的抑郁症，开始恶化。

　　抑郁症从大学就有，十年来，这个病症一直伴随着我，时好时坏。2013年，回去上班后，越来越不愉快。因为我的身份，常常被人捧着、哄着甚至善意地骗着，也没人真正能管的了我，慢慢的自己也变得越发浮躁、膨胀、暴躁……我也很想改变自己，让自己热爱起这个事业，能真正的学到东西，能为公司做出该做的贡献，为他们分担压力，承担起责任。但我还是没有做到。我变得越发孤僻和抑郁，以及自暴自弃。

　　我以前从来不玩网游，只玩策略性的游戏，但那一年，我却租了房子，买了电脑，拉起一帮人跟我每日每夜地打起了游戏。几个月时间，在游戏里扔进去上百万，每天两三包烟的抽，吃完的盒饭扔的满屋子都是，也从不跟家人朋友联系，没有人找的到我，但结果并没有让我在虚拟世界找到快乐，抑郁症却更严重了。最后，在连续一周的高烧之后，我意识到，这样的自己是在自杀，与其这样下去，不如什么都不做，回家和家人待在一起。其实，我是在求救。

　　我砸掉了电脑，退掉了房子，自己返回了香港的家里。那是2013年的最后一天，我飞到深圳，在深圳回香港的路上，又赶上跨年大堵车。车窗外，大家都在放烟花庆祝，人们的脸上兴高采烈，我却自己坐在车里发愣，不知道为什么，只知道有很多东西憋在心里，很难受。

　　2014年，我是个抑郁症病人，诊断书上的描述是：重度抑郁，重度焦虑，躁狂，双向情感障碍……我什么都没有做，白天睡一整天，晚上睡不着发愣，像个白痴一样，也不运动，什么也没有想，吃各种不同的药，见医生，偶尔打打电视游戏。在此之前，我自认是个很有理想的人，认为自己是与众不同的。但那一年我开始承认自己就是个普通人，我有不足，有一些事情做不到，我是个抑郁症病人。总之，那一年，就这么浑浑噩噩地过来了。丢掉了一些包袱，也慢慢找回了一些自己。自暴自弃一年的我竟然慢慢的好转起来，就像一句玩笑话说的那样，“一旦学会了破罐子破摔，你会发现世界豁然开朗”。

　　以前，自己总是想要获得别人的认可，特别是父辈的认可，所以常常会逼着自己说一些别人爱听的话，做一些别人喜欢的事，但其实想想我们真正认可的人，都不是因为他们说了什么我们爱听的话，做了什么我们爱做的事，而是做了他们自己热爱的，认为对的事情，并且付出行动，做出结果，才最终获得了我们的认可。

　　越来越多的好消息也随之传来。第一期基金投资的项目，经过了几年的磨砺，纷纷成长了起来。2015年1月底，第一个项目上了创业板，一路涨停，一度成为了股王。之后的每一两个月就有一个项目挂牌新三板，并且大多都是达到了未来创新层标准的优质项目。这给我打了一针鸡血，让我很快恢复了信心，原来投资这件事做得并不那么坏。父辈也看到了这个成绩，他们也开始越来越支持这件事。

一位天使的本真生活：别人眼中的“富二代”的抑郁症与投资抗争史

　　天使投资人Hui（崔会绅）。

　　我开始重起炉灶，拉起了一个团队，成立了容铭资本，这是2015年3月份开始的事情。

　　说说我的团队吧，这是令我自豪的一件事。团队人不多，到现在全职的也就五六个人，但这帮伙计都是我认识多年的老伙计，我们在英国留学时候就认识了，后来一起创业做青年旅舍、做二手车，一度聚散，最终又走到了一起。比如上面提到过的高庆一，我们都叫他老高，他年纪比我们大点，在英国读了人工智能博士，回国后有过两次创业，做得都不错。我们认识了快十年，他也得过抑郁症，我们曾经是一起吃药的病友，可以说，如果没有老高他们，我在英国，一个人可能很难挺过来。我敬佩这个老兄弟，就说服了他，让他保持了之前公司投资人的身份，加入了我新成立的投资公司。

　　朋友未必能成为生意伙伴，但最好的朋友一定能相互支持。从成立这一期基金一直到今天，我们经历过很多事情，甚至有一些毁灭性打击。但我们这些人能够相互支撑，我们挺了过来。磨难最终都变成了财富。

　　早期投资这个行业不遵循二八原则，而是1%的投资人投出了99%的好项目。我认为投资概率高的有两类人，一类是在大机构、大平台一步步锻炼出来的投资人，这类人有大量的项目经验和广泛的人脉资源；一类是创业成功的企业家，这类人对自己的行业十分了解，能对被投企业带来直接的帮助；当然还有第三类，高净值人群、富二代、明星、传统企业转型群体等，这类人往往会投出特别意想不到的好项目，几百倍几千倍的案例也时有发生，从而吸引了更多的人进入到这个市场，但更多的是赔得血本无归。

　　我觉得这主要是因为相对缺乏这三个能力，一是缺乏判断出哪些是好项目的能力，二是判断出来了又缺乏接触到这些好项目的能力，三是接触到了又缺乏投资进去的能力。我认为这三个能力是投资成功的基础，是每个连续成功的投资人必备的能力。特别是接触到好项目和投资进好项目的能力，因为一旦具备了这两个能力，是否判断的出就变的不那么重要了。

　　举个亲身经历的例子吧，在微信的起步阶段，移动互联网的从业者是第一批使用者，应该是12年下半年，我加入过一个叫“移动社交”的群，那是最早的一批微信500人群，大多都是处于创业初期的项目创始人，我在群里加了一些平时提出过有意思观点的人，关注他们的朋友圈和他们在做的事情。后来，这里面出现了滴滴、快的、唯品会、美丽说、36氪等等公司，试想一下，如果有一支基金，即使不做判断，闭着眼在这个人群里面投给每个人100万，现在会是什么样的回报？

　　所以，投资成功的概率是可以通过不断的提高项目源来提高的。我们要做的，就是持续的增强项目源的质量，让我们的成功概率从万分之一变到千分之一，再到百分之一，去最终让我们的运气来得更早一些。我们这帮人准备做一辈子投资，所以我们不浮躁，我们也不着急，不断提升概率，该来的总会到来。

　投资人要有超强的学习能力，超强的好奇心，我觉得我们有，也具备做好这件事的条件。现在，我正在逐渐改掉失眠的毛病，向我的一位导师、合作伙伴、好基友王利杰Leo学习——他发起了一个“灵肉之战”，坚持每天早起、晨读、运动、克服惰性。我试图妥善管理自己的情绪，我的抑郁症也正在离我远去。我在成为更好的天使投资人，也在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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