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晓鸽最大遗憾：创业板晚了近10年

熊晓鸽最大遗憾：创业板晚了近10年

　　资本的最大遗憾

　　熊晓鸽在《抉择》中透露，“在过去投资的过程中间，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遗憾，我对腾讯的遗憾不是我最早退出，而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如果创业版在公元两千年推出，建成了真正像纳斯达克这样的一个创业版的话，像腾讯，像百度，搜狐、搜房等等这样一些消费互联网公司，包括阿里巴巴，都应该在国内上市。我认为它的PE，如果在国内上市的话，你的市值一定会远远高于现在的市值，可能取得更大的成功。这个是我的一个很大的遗憾。所以我们是第一个用人民币的基金，把这个VIE的结构给拆了，然后回来在国内上市，准备上创业板。大家都知道，创业板实际上这个IPO关了两年，所以有所耽误。我说这次来了以后，投资互联网对我来说再没有任何遗憾了，为什么呢?用国内融的IOP的钱投的这么一个公司在国内的市场上上市了，这个我觉得非常好。”

　　投资腾讯是遗憾还是骄傲?

　　熊晓鸽在《抉择》中提到，“那个时候，IDG只有一个投资商就是IDG，管钱就是CFO在管，IDG又是个没上市的公司，所以它永远根据公司的现金流来管理公司。当他那个时候看到腾讯取得很高的回报的话，他认为赶紧把钱拿回来是最好的。所以他们要拿，我们就只能拿，因为就是一个出钱的。但是再想的时候，觉得当时要没卖该多好。当然我非常高兴的一点就是看到腾讯能够取得那么大的成功，我到什么时候都会觉得很骄傲。在当时腾讯可能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参与了，结下了一生的缘分。”

　　坚持九年投资暴风科技是何缘由?

　　在节目中，熊晓鸽回忆道：“暴风科技当时是用美元基金投的，第一轮就投了，后来中间又追加投了一个。当时是想在海外上市的，我们觉得这个公司还是做得蛮好的，而且冯鑫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创业者。我们当时做了一个比较，现在看来是很好的一个选择。因为在五年前的时候，我们融了我们的第一支人民币基金，所以我记得暴风科技就用这两个基金一起投的。那个人民币的基金主要是以社保的基金为主要的IOP，还有国科控股、中关村、还有北京的国资中心，还有其他几个地方，像杭州重庆的引导基金，也是我们的IOP。那个时候我们就在想希望IPO能够早开，我还带冯鑫去见过这些证监会的领导，跟他们介绍咱的公司，希望IPO重开的话能够给我们一点优先。因为我们觉得中国的股市上缺这样的一些互联网的公司，视频的公司，我们觉得会对中国的互联网产业带来很好的发展。”

　　七年寒冬

　　熊晓鸽在《抉择》节目中回忆到，“我们刚回来的时候，说要投科技方面的，在中国来讲，各地的科委在管着科技方面的，还有863计划。那个时候很多领导要搞产业园，搞来搞去觉得还是投地产。那些领导，跟他谈一些东西，他觉得有点像天方夜谭。然后还有一点我天生一个娃娃脸，到了很多地方，人家说这人靠不靠谱呢?所以在那个时候，我老在怀疑我们这个钱做不了几个什么事情，而且你也不懂。那个时候确实是比较累，心累。”

　　熊晓鸽透露，“我们最早在深圳办了第一个笔记本电脑展，史玉柱当时是我最大的参展商，他做巨人电脑。那个时候做笔记本电脑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很多的零配件能不能在中国做?我们在上海找了一个公司就做笔记本电脑的电池。说技术如何好，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个市场人家采不采用你。所以像这种技术为导向的东西，对市场根本没有概念的，最后基本上都是失败的。我们还投过降解塑料，因为想解决这个饭盒形成的白色污染。所以就在想投那个降解塑料，用降解塑料来做这个饭盒，但是成本要高于当时的聚氯乙烯，所以这个项目也失败了。那个项目当时可能是我们亏损最大的一个。所以说挺大的压力，在国内有很大的压力，在美国也有很大的压力。”

　　刚入VC的辛酸

　　当谈到最初的抉择时，熊晓鸽透露，“在这个过程中间是碰到很多的挑战。我们开董事会，我跑了一圈找一些人，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我跟英国、美国那些很有经验的风险投资家来谈，他们都说中国要做风投，至少早了十年。为什么呢?他说没法退出的，中国的证券市场是1990年才成立的，那个时候法人股不能转让，所以说就不知道怎么退出。你要把它拿到海外去上市，那个时候简直是不可能。第二点他说你要搞一个基金的话，想要雇有经验的人来融一亿美金，这个人至少有十年的工作经验，在国外读过很好的MBA，然后才能融到这个钱。我说中国的MBA才刚开始，哪有这样的一些人。我们当时在南华早报，在硅谷都做了很多的广告。我当时就在想，我帮你找到这个人，我就不管了，我还是弄我的杂志去了。最让我觉得非常沮丧的是有一次我们公司的财务总监，还有一些律师，他们大概四个人，坐在一起听我说中国风投怎么做，然后律师和这个财务总监就说，听来听去就像我们美国一句话，拿着一堆大粪往上墙上扔，看哪个能粘住，他说我们这些钱都被你会折腾光的。话说得非常难听。”

　　梦想是中国的法拉奇

　　在《抉择》节目中，熊晓鸽还讲述了他人生中的几次重要抉择。“我觉得第一次最大的抉择就是离开湖南到北京来工作，因为在那个之前，我从来没有离开过湖南。那个时候有一个意大利的女记者叫法拉奇她采访了邓小平。我觉得这个女的特了不起，她在中东也采访过像阿拉法特，在中欧还采访过霍梅尼。我的梦想是做一个中国的法拉奇。然后最好是能够到中东去工作，那个地方打仗，因为我父亲参加过抗美援朝的战争，同时还有点这方面的DNA，也许是好奇，就是想当一个战地记者。”熊晓鸽说。“我在北京工作两年以后就考上了社科院研究生新闻系英语采编专业，我们那个时候就是为新华社培养的驻外记者。所以应该说那个时候已经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但是工作了一段时间，觉得你要不到国外去学这个东西，可能永远成不了最好的记者，所以干脆出国留学吧。但是这个是蛮大的一个选择。因为我的父亲，他还觉得你不应该到国外去冒险，好像你奋斗了那么几年，所有的都要从头开始，而且到国外他也没去过，所以觉得大概不太靠谱，他还是比较反对。所以后来挺有意思的，我现在有时候回想起来的时候，我经常在想，我说你对人生未来想要做的一些事情，要做选择，最重要的一条是不要听你父母的，就是做自己的决定。”熊晓鸽在节目中说。

熊晓鸽最大遗憾：创业板晚了近10年

　　资本的最大遗憾

　　熊晓鸽在《抉择》中透露，“在过去投资的过程中间，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遗憾，我对腾讯的遗憾不是我最早退出，而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如果创业版在公元两千年推出，建成了真正像纳斯达克这样的一个创业版的话，像腾讯，像百度，搜狐、搜房等等这样一些消费互联网公司，包括阿里巴巴，都应该在国内上市。我认为它的PE，如果在国内上市的话，你的市值一定会远远高于现在的市值，可能取得更大的成功。这个是我的一个很大的遗憾。所以我们是第一个用人民币的基金，把这个VIE的结构给拆了，然后回来在国内上市，准备上创业板。大家都知道，创业板实际上这个IPO关了两年，所以有所耽误。我说这次来了以后，投资互联网对我来说再没有任何遗憾了，为什么呢?用国内融的IOP的钱投的这么一个公司在国内的市场上上市了，这个我觉得非常好。”

　　投资腾讯是遗憾还是骄傲?

　　熊晓鸽在《抉择》中提到，“那个时候，IDG只有一个投资商就是IDG，管钱就是CFO在管，IDG又是个没上市的公司，所以它永远根据公司的现金流来管理公司。当他那个时候看到腾讯取得很高的回报的话，他认为赶紧把钱拿回来是最好的。所以他们要拿，我们就只能拿，因为就是一个出钱的。但是再想的时候，觉得当时要没卖该多好。当然我非常高兴的一点就是看到腾讯能够取得那么大的成功，我到什么时候都会觉得很骄傲。在当时腾讯可能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参与了，结下了一生的缘分。”

　　坚持九年投资暴风科技是何缘由?

　　在节目中，熊晓鸽回忆道：“暴风科技当时是用美元基金投的，第一轮就投了，后来中间又追加投了一个。当时是想在海外上市的，我们觉得这个公司还是做得蛮好的，而且冯鑫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创业者。我们当时做了一个比较，现在看来是很好的一个选择。因为在五年前的时候，我们融了我们的第一支人民币基金，所以我记得暴风科技就用这两个基金一起投的。那个人民币的基金主要是以社保的基金为主要的IOP，还有国科控股、中关村、还有北京的国资中心，还有其他几个地方，像杭州重庆的引导基金，也是我们的IOP。那个时候我们就在想希望IPO能够早开，我还带冯鑫去见过这些证监会的领导，跟他们介绍咱的公司，希望IPO重开的话能够给我们一点优先。因为我们觉得中国的股市上缺这样的一些互联网的公司，视频的公司，我们觉得会对中国的互联网产业带来很好的发展。”

　　七年寒冬

　　熊晓鸽在《抉择》节目中回忆到，“我们刚回来的时候，说要投科技方面的，在中国来讲，各地的科委在管着科技方面的，还有863计划。那个时候很多领导要搞产业园，搞来搞去觉得还是投地产。那些领导，跟他谈一些东西，他觉得有点像天方夜谭。然后还有一点我天生一个娃娃脸，到了很多地方，人家说这人靠不靠谱呢?所以在那个时候，我老在怀疑我们这个钱做不了几个什么事情，而且你也不懂。那个时候确实是比较累，心累。”

　　熊晓鸽透露，“我们最早在深圳办了第一个笔记本电脑展，史玉柱当时是我最大的参展商，他做巨人电脑。那个时候做笔记本电脑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很多的零配件能不能在中国做?我们在上海找了一个公司就做笔记本电脑的电池。说技术如何好，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个市场人家采不采用你。所以像这种技术为导向的东西，对市场根本没有概念的，最后基本上都是失败的。我们还投过降解塑料，因为想解决这个饭盒形成的白色污染。所以就在想投那个降解塑料，用降解塑料来做这个饭盒，但是成本要高于当时的聚氯乙烯，所以这个项目也失败了。那个项目当时可能是我们亏损最大的一个。所以说挺大的压力，在国内有很大的压力，在美国也有很大的压力。”

　　刚入VC的辛酸

　　当谈到最初的抉择时，熊晓鸽透露，“在这个过程中间是碰到很多的挑战。我们开董事会，我跑了一圈找一些人，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我跟英国、美国那些很有经验的风险投资家来谈，他们都说中国要做风投，至少早了十年。为什么呢?他说没法退出的，中国的证券市场是1990年才成立的，那个时候法人股不能转让，所以说就不知道怎么退出。你要把它拿到海外去上市，那个时候简直是不可能。第二点他说你要搞一个基金的话，想要雇有经验的人来融一亿美金，这个人至少有十年的工作经验，在国外读过很好的MBA，然后才能融到这个钱。我说中国的MBA才刚开始，哪有这样的一些人。我们当时在南华早报，在硅谷都做了很多的广告。我当时就在想，我帮你找到这个人，我就不管了，我还是弄我的杂志去了。最让我觉得非常沮丧的是有一次我们公司的财务总监，还有一些律师，他们大概四个人，坐在一起听我说中国风投怎么做，然后律师和这个财务总监就说，听来听去就像我们美国一句话，拿着一堆大粪往上墙上扔，看哪个能粘住，他说我们这些钱都被你会折腾光的。话说得非常难听。”

　　梦想是中国的法拉奇

　　在《抉择》节目中，熊晓鸽还讲述了他人生中的几次重要抉择。“我觉得第一次最大的抉择就是离开湖南到北京来工作，因为在那个之前，我从来没有离开过湖南。那个时候有一个意大利的女记者叫法拉奇她采访了邓小平。我觉得这个女的特了不起，她在中东也采访过像阿拉法特，在中欧还采访过霍梅尼。我的梦想是做一个中国的法拉奇。然后最好是能够到中东去工作，那个地方打仗，因为我父亲参加过抗美援朝的战争，同时还有点这方面的DNA，也许是好奇，就是想当一个战地记者。”熊晓鸽说。“我在北京工作两年以后就考上了社科院研究生新闻系英语采编专业，我们那个时候就是为新华社培养的驻外记者。所以应该说那个时候已经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但是工作了一段时间，觉得你要不到国外去学这个东西，可能永远成不了最好的记者，所以干脆出国留学吧。但是这个是蛮大的一个选择。因为我的父亲，他还觉得你不应该到国外去冒险，好像你奋斗了那么几年，所有的都要从头开始，而且到国外他也没去过，所以觉得大概不太靠谱，他还是比较反对。所以后来挺有意思的，我现在有时候回想起来的时候，我经常在想，我说你对人生未来想要做的一些事情，要做选择，最重要的一条是不要听你父母的，就是做自己的决定。”熊晓鸽在节目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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