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昼：推崇狼群文化 强调团队行动

1999年的一天，时任上市公司电广实业（现名电广传媒）董事长龙秋云把一个年轻人叫到了自己跟前。面对这个眼前30出头，有些文人气息的小伙子，龙秋云颇有信心地说：“给你一个亿，去开个创投公司吧！”小伙子先是一惊，然后略微激动地回复：“那您就让我试试吧。”

而在2009年10月30日创业板启动仪式上，这位昔日龙秋云的助理已经被冠以创投界的“金手指”、“创业板猎手”等诸多名号。他所带领的达晨创投也在此时成为了创业板的最大赢家。

一如他的名字刘昼一样，黎明总会在他处于困境时赋予他希望，带来光明，而他的坚持也成为铸就这种希望的原动力。

一壶清澈的碧螺春，一首清柔的春江花月夜，在这个夏天，刘昼在北京和记者畅谈起了他以及达晨过往10年的创业故事。

 “入溆浦余㎡徊兮，迷不知吾所如。”在屈原人生的最后几年，一首《涉江》让人们记住了溆浦这个嵌于湘西的小城。沈从文笔下，溆浦人文化造诣颇高。与湘人充满霸气、雷厉风行的作风相比，溆浦人似乎多了一份沉稳。

“据父母说，我祖上是溆浦的一位开明地主，大伯父曾是黄埔军校二期学员，父亲从小就在异地求学，应该也算得上是个书香门第吧。”刘昼笑称，出生于两江边的他自小就受到这种气息的熏陶。

也许是受到一些祖上的影响，刘昼在就读湖南财经学院时选择了会计专业，“当不了地主当个‘账房先生’也不错。”1986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湖南省木材公司做会计工作，在计划经济时代，这位“账房先生”和木匠们扯上了关系。

这段经历一晃就是10年，回忆起这10年，刘昼说：“看似很平淡的10年却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时任(木材)公司总经理的谭健云才华出众，既是经营能手，又是管理能手，给我烙下了深刻印记。10年时间，会计这份工作磨练了我，从初时的年轻气盛到后来的沉着稳定，我拥有了一个投资人应有的性格。”

在和木匠们打交道的同时，善于观察的刘昼并没有在平淡无奇的日子中消磨时间。相反，他却处处留心去了解当时那种时时刻刻存在的变革。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及其后中国市场经济的放开，让刘昼敏锐地感觉到了一丝不安。供销一体化的木材公司在他看来已经是处于一个夕阳阶段，计划经济往市场经济转换，流通领域的公司越来越难做，无论是整个经济背景下的体制改革还是这个行业本身，这个行业的未来发展都可能是死路一条。

看到了结局却没法改变，百无聊赖的刘昼也学起了别人拿了几万块钱炒起了股票。和大多数人一样，刘昼也是赔得多赚得少。不过，他也不是太在意这些得失，倒是让资本市场这个神奇的魔方开始走进了他的视野。

1996年，湖南广电中心开始筹建办公大楼，公开对社会招聘。苦无出路的刘昼把握住了这次机会，通过重重考核，他进入了湖南广电中心担任起财务科长。在当时，刘昼的主要工作是负责广电中心办公大楼工地建设的财务资金筹备。

因为工作出色，随后的一年，在电广集团开始筹划上市的时候，他被选进了上市筹备小组，开始负责融资、改制、工商税务、财务数据等一系列和上市有关的事宜。而这，也成为他近距离接触资本市场的开始。

“资本市场的神奇第一次让我惊叹，电广实业的上市，募集到了4.6亿资金。如果仅凭企业自己原始积累，这是需要连续7年以上的良好业绩才能创造的财富。我开始相信，这是一个资本可以改变命运的时代。”刘昼说。

上市所带来的巨大成功，也让龙秋云意识到了资本市场的重要性。他开始更加频繁地往返于深圳和长沙。在他的随行者中，总是少不了那个让他觉得非常有远见的文质彬彬的年轻人。

时至今日，刘昼依然非常感谢龙秋云对他的提携，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因为有了龙秋云，他最早了解到了新兴的资本市场，而这也成为他日后投身资本市场的宝贵财富。

1999年，深圳成功举办了第一届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会上“创业板即将推出”的传闻鼎沸。一位深圳市的主要领导甚至呼吁大家，“准备好钱袋子到创业板来淘金。”而会后，刘昼的命运再一次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龙秋云为什么会放心把一亿元交给你这样一个年轻人？”对于记者的疑惑，刘昼解释说，“可能我和龙总待在一起的时间比较长，他对我这个人比较了解吧。我做事比较沉稳，而且之前也参与了电广的上市，应该觉得我是一个他能信赖的人。”

当时，龙秋云并没有给刘昼提出过于明确的目标和要求，只是告诉他，组建创投公司有两个用意，一是方便在电广上市后有并购重组对象时可以提供帮助；二是可以为整个集团提供一些新的利益增长点。

北京是首都，也是金融和科技中心，各方面的便利条件自不必说，刘昼在和龙秋云一起看了东方广场后，并不是十分满意。一方面，东方广场的写字楼刚刚盖好，入驻率并不是很高，显得有些冷清。另一方面，在当时，北京虽算金融中心，但市场化程度不高，今后的业务开展会不会受到局限？

此刻，刘昼心里已经开始盘算着去深圳，那里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桥头堡，毗邻香港、市场化程度高，而且最重要的是未来的创业板很可能设在那里。

不过，刘昼很难用这种想法说服自己，最后还是请了一位懂周易的高人来指教。这位高人按照金木水火土的风水之法推算了一下，结论是南方属火旺财，这正好暗合刘昼的心愿，于是达晨最终决定扎营深圳。

“要离开家乡(长沙)到深圳创办公司，人生地不熟的，干什么，怎么干？那时还是有点一头雾水，但是更多的是惊喜，风险投资也正好是我想做的事业，在那种疯狂的投身创业投资的热浪中，几乎任何人都很难置身事外。”刘昼回忆当年创业的复杂心情。正是在希望的指引下，他带着原电广实业投资部的两名骨干，来到深圳，开始了一段未知的人生旅途。

2000年4月19日，达晨创投正式注册，6月3日正式开业成立。刘昼随后放弃了他之前令人羡慕的上市公司总裁助理职务，将工作关系和工资全部当月划入到了深圳公司。破釜沉舟，背水一战，这是当时刘昼在龙秋云面前表现的决心。

准备大干一场的刘昼却被老天开了一个“玩笑”。创业板“狼来了”的口号不知道喊了多少遍，可就是不见踪影。加上2001年全球网络泡沫破灭，使得在深圳和刘昼一同被“忽悠”来的大批创投公司的真金白银打了水漂。

现在回想起这些来，刘昼依然觉得不胜惶恐。“当时，我很想在创投行业做出一番事业，但谁能想到，创业板迟迟不开，在2001年网络泡沫出现裂缝之后，整个中国创投行业迎来了第一次退潮。这些活生生的事例，让我深深体会到了资本市场的残酷，加深了对风险投资的理解认识。”

按照深圳创业同业公会的记录，当时有196家创投公司，但到2005年的时候再进行统计，要么洗牌、要么转型，剩下的只有十多家。当然，刘昼现在也承认，那时候国内开创业板确实不太成熟，因为“没有那么多的好企业，准备不太充分，项目源、企业的诚信问题，投资者对风险的认识都有待提高”，当时如果开启，对小股民的伤害应该很大。

不过，身处黑暗之中的刘昼并没有闲着，依然给自己留了点希望。就在网络股泡沫彻底破灭前的2001年，他主导达晨完成了三笔投资：960万元参股同洲电子，1480万元参股拓维信息，173万跟投西风网络。

2006年6月27日，同洲电子成功上市，这是达晨创投成功案例的“处女作”，也被誉为中国本土创投的里程碑事件，更是中国本土风险投资公司在国内资本市场退出的第一个成功案例。

然而，在投资之初，这并不是一个让投资人感到放心的案子。当时，同洲电子主要的业务是LED显示屏业务，并正在将主营业务转向电视机顶盒的生产和销售。许多外资创投在看过企业之后都会摇头，因为这是一个连工资都要打折扣的企业，厂房设备一般，主营业务LED显示屏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此外，当时数字电视市场刚刚起步，每年的产值只有6000万元，利润仅有600万左右。尽管同洲电子在该行业内排到了第二位，但谁也不敢去为这个并不明朗的未来去冒险。

不过，刘昼坚信，他们投资同洲电子显然要比其它风投们更靠谱。首先达晨大股东电广传媒的背景使得他相信这是一个充满潜力的市场，与此同时，同洲电子创始人袁明务实的作风也让他觉得“很放心”。“最坏打算，这个案子不成功我们就拿一批机顶盒去抵投资款呗，反正我们大股东也会用得上。”刘昼调侃。

2001年4月，达晨创投为同洲电子注入了960万元的资金，共持有4326427股，持股比例为10％；投资的市盈率倍数约为8倍，平均每股2.22元。通过送红股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达晨的投资成本降为约1元/股。

在投资完成后，达晨并没有闲着。针对同洲电子当时的情况，他们为其提供了非常实在的市场拓展计划：借助达晨大股东电广传媒的背景，把湖南省约60％的电视机机顶盒市场在公平竞争的条件下给了同洲电子。刘昼说。在全国广电系统内，湖南省的有线电视普及率是最高的，电视机机顶盒的市场也是最大的，这些业务对同洲电子的健康成长所起的作用不言而喻。

在随后5年的上市扶植过程中，达晨创投还帮助同洲电子引入银行融资8000万元。“这些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增值服务，利用我们大股东的优势，这些增值服务落得实实在在。” 刘昼坦承。

收获的季节终于到来。2006年6月27日，同洲电子在深交所中小板挂牌上市。其IPO发行价为16元，上市首日最高曾达44元，收盘价为35.63元。同洲电子为达晨带来了30多倍的回报。

在2001年的三个项目投资完成后，达晨开始进入了一个漫长的停滞期。几乎每周，都会传来同行黯然撤离的消息。看着同行者一个个消失，走下去究竟需要多大的勇气？刘昼和达晨开始苦苦挣扎。

这同样是一段不堪回首的艰难时光。据刘昼回忆，到2005年前长达3年多的时间里，都过得非常艰辛，缺人、缺钱，缺退出渠道。为了度过整个创投行业的冬天，达晨每个人工资发得都很少。每年仅投资一两个项目。电广传媒的一些高管建议刘昼将达晨从深圳撤回长沙，至少可以省不少费用，有人甚至建议撤掉达晨。

现在回想起往事，刘昼并没有责怪那些离他而去的人的意思。他觉得，在当时那种背景下，工资发得很少，项目经理没有项目可做，大家看不到这个行业的未来，离开也是情有可原。他还记得，一个姓肖的项目经理自行创业，离别时他给对方送去了祝福。另一个内蒙的项目经理回老家去国企做厂长，还有一个要去只有200万元注册资金评估公司做老总，他依然和他们保持着很好的联系。“这也许就是我们达晨的文化，善待他人，也是善待自我。”刘昼说。

实际上，在达晨最困难的时候，中国本土的创投们处境普遍艰难。彼时，深创投的第四任董事长靳海涛走马上任。当时，这家深圳最大的国有背景投资公司已经被市政府认为“问题非常严重”，注册资本金才16亿元，而外面“漂”着的就高达16亿多(因为委托理财等原因收不回来)，早期投资的公司也找不到退出通道。

而为了让达晨生存下去，刘昼也曾尝试做创业投资以外的投资，比如法人股投资，甚至还尝试过不良资产处置以及房地产开发，但后来出于战略考虑，没有最终进行下去。从日后房地产的发展来看，达晨要是当时就此转型也能赚个盆满钵满。但是刘昼坚持认为，那不是他的初衷。

“那时候每天就好像是给自己画一张饼。”他告诉自己，中国的经济是向好的，这是肯定的。改革开放30年这么大的发展，GDP每年能够保持两位数左右的增长速度，资本市场的未来也必然是光明的。不过，这种信心在当时并不能给他带来项目和资金。

2005年，对于刘昼的人生来说，也许是最值得回味的一年。他等待3年的曙光终于露出了一丝缝隙，但黑暗的困境却几乎要将他吞噬。

证监会于2005年实施的股改让刘昼看到了希望的曙光。股改的成功，从而出现了后来新股发行的全流通，而创投终于能在中国本土通过资本市场退出。股改，让刚刚发芽的中国本土创投浮现生机。

然而就在此时，达晨的财务状况却让董事们发出了最后通牒，怀揣着一亿元的刘昼此刻也已没有丝毫的底气。“虽然龙总依然支持达晨的发展，但是由于大股东部分高管对于达晨的前景感到悲观，甚至认为可能会拖垮上市公司。”刘昼告诉本刊记者，“董事会一度曾通过决议要把达晨全部撤掉，只留一两个人来善后。”

刘昼不想错过这个等待已久的机会。他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屋子里，开始考虑如何去说服董事会。最后，他还是决定从整个经济形势下手。在给董事会写就的一封万言书中，他列出了继续坚持做创投的三个理由：中国综合实力的崛起，使得中国经济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会继续向前发展而不是停滞；中国资本市场方兴未艾，在经历了初期的阵痛后必然会迎来一个新的发展高峰；从尚福林“开弓没有回头箭”的股权分置改革中可以看到，未来中国创投市场必将是一个充满机会的行业而并非是处于一个走向夕阳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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