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与风投管理人博弈 详解引导基金模式之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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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握热钱的强势地方政府与精明饥渴的风投管理人博弈,政府引导基金的全面市场化究竟能走多远
10月30日,深圳创业板首批28家公司挂牌上市的日子。 在数千公里外的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另一桩让投资界眼红心跳的大事发生了。 20支全新的创业投资基金集体亮相。它们是由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与北京、上海、重庆、湖南、安徽、吉林、深圳等7省市联合设立,总规模预计超过90亿元人民币。其中,中央政府注资10亿、地方政府出资12亿、社会募集近70亿。 这将是国内试点的第一批完全市场化运作的政府引导基金。与以往不同的是,政府将不再作为基金的决策方和运营主体,而仅仅作为股权投资方(LP)之一,所有基金委托给专业的投资团队(GP)管理。 在后金融危机的时代,如果说创业板对风投而言意味着一条全新的退出通道的话,那么,政府引导基金就更像是一个口袋深不可测的新“金主”。 据悉,只要这批20支基金试点运营机制成熟,各地后续将设立大批基金,未来2~3年内基金总数可能将达200支,募集资金超过千亿。 作为中国创业投资及私募股权投资市场新的推动力和资金提供者,政府的力量开始影响市场。 事实上,自2005年“政府引导基金”概念提出以来,风投界第一次意识到还有如此多的问题值得关注:谁在负责分配这笔钱?谁更有资格管理这笔钱?谁将真正影响这笔钱的流向以及未来的回报? 苏州模式 林向红是商人,举手投足却更像官员。 这位现任苏州创投集团的董事长兼总裁,曾当过苏州市吴县审计局副局长。 2006年9月,他在担任国资背景的中新创投(苏州创投集团前身)总裁的时候,联手国家开发银行缔造了中国第一支市场化的引导基金——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下称苏州引导基金)。规模10亿元,双方各出资50%,投资期限13年。 当时,发改委颁布的《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发布才10个月,引导基金到底怎么做,没有先例,也没人说得明白。 负责公司法务和行政工作的办公室主任徐清决定毛遂自荐。于是,这位长着一张娃娃脸、着装朴素干练的西安交大女硕士,成了苏州引导基金的管理人。 林向红和她、王吉鹏(苏州创投集团投资主管)一起,首先确立了几条基本策略。 首先是只做母基金(Fund of Funds),换句话说就是只投子基金,不投项目,不参与管理;其次是以VC为主,重点关注早期和成长期;最后是合作对象,一定要本土成长的华人团队,在项目增值方面有足够经验,同时也在管理美元基金。 但很多事还是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我们当时就用了引导基金这个名,但实际上我们觉得跟上面的要求差得还是比较远。”徐清坦言。 成立后的半年内,由于外汇管制仍然严格,无法投资境外基金,而投资境内基金的条件还不成熟,苏州引导基金并无施展的空间,但徐清很忙,每天忙着“公关”发改委、外管局、证监会、商务部这些部门,了解新的政策动向。 挑选真正好的子基金管理(GP)团队也是个问题。“因为一流的团队不会要你的钱,他在境外募资很好,他要你的人民币干什么?你的钱出去又很麻烦;那二流的团队你又会觉得很难看,所以这个当时是很困惑”。前前后后,徐清接触的GP团队超过100多个。 “直到2007年,我们开始活得滋润了。”徐清回忆。这一年,整个经济形势发生巨大变化。首先是“红筹”模式被禁止,境外上市变得更加困难,再加上人民币升值,国内二级市场活跃。以前“两头在外”的风投界开始考虑“本地募资、本地投资、本地退出”。 但徐清他们还是决定只把1/4不到的资金放在当时如火如荼的Pre-IPO基金上,而投入在成长期基金的金额高达50%以上,剩下的则是给了更早期的基金。 2008年5月,苏州引导基金宣布与德同资本、软银中国、智基创投、和利以及江苏信泉创投等共同设立6支人民币子基金,规模分别为5亿左右。其中,引导基金分别投资1亿元,其余由创投公司自筹,这些基金的架构都遵循“一支基金+一个基金管理公司”的模式。 “当时,在子基金是公司制还是合伙制的问题上,也经历了非常痛苦的摸索过程。”徐清说。 由德同资本管理的长三角创业投资企业基金就耗时一年才得以设立,最大障碍是法律架构。主管合伙人李泉生最终决定采取“中外合作非法人制”的形式,这是当时唯一合法且与合伙制近似的组织形式。具体操作是:先在托管银行设立人民币账户和外币账户,在需要投资某个项目时再向海外“CALL”钱,海外的LP按照出资比例将外币汇入,按照当天的外汇牌价转为人民币后再投资。 尴尬的是,很多企业并不懂其中关节。“非法人制是什么?是不是非法组织?我们是正经公司,我们不要你们的钱。”李泉生看好的第一个项目如此拒绝了他的投资意向。 深圳的企业尚如此,何况其他地区?但6家VC还是一头扎进来,最大的吸引力就是苏州引导基金完全市场化运作:一方面,择优不择地,项目选择突破地域限制;另一方面,与其他投资人LP同股同权。意味着,虽然项目成功时不让利,但一旦清盘,苏州引导基金将与其他投资者共担风险。 这种市场化运作,在很多地方引导基金看来是无法接受的。很多引导基金明确规定:一旦项目清盘,先保证引导部分的股份退出,且子基金将70%~80%投资当地,20%~30%的项目必须是中前期。 “前期项目的投资风险很大,但不能让民间资本承担,至少要同股同权,否则民间资本凭什么跟你玩?如果是作为政府引导基金,目的是帮助中小企业成长,就要做好亏本、托底的准备。”徐清说。 徐清敢冒风险,因为她所管理的引导基金,资金来源并非地方财政,而是国有的苏州创投和国开行。双方都有资本增值的要求,基金可以承担的风险敞口也更大。 但她的做法明显与政府设计的引导基金本意违背,为什么苏州园区引导基金能够特立独行? “我们用了6年的时间寻找平衡,一种既完成政府任务,又实现市场化投资的平衡。”林向红说。直到2007年后,这种平衡才真正落实。中新创投重组为苏州创投集团,原本混合在一起的基金分工相对明确,独立出的凯风基金承担“政府职能”,投资当地高新初创企业,其他基金则按市场化运作。 到今天为止,苏州引导基金共投资了16支子基金,其中8支是做成长期投资,5支做早期投资。它投的信泉创投基金中的项目焦点科技已经过会,这应该也是引导基金在国内市场上的首家。而焦点科技的注册地,并不在70平方公里的苏州工业园内,而是在南京。 那么,“苏州模式”会成为一个共识,还是一个特例呢? 相关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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