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风险投资移情中国本土精英

  南方周末    

　　海外风险投资商在不期然中又一次大举“登陆”。这一次他们对手中拥有技术但没有留洋背景的本土创业者，特别是曾就职于国内大公司的精英们张开了双臂。

　　新加坡汇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项目经理王谦至今还对一件事情十分懊悔：去年他在 
中国内地看中了一家名叫港湾网络的民营公司，碍于自己当时还在操作别的项目，他只是草草做了调查与接触。当几个月后他调头回来，不得不接受的现实是：比汇亚规模更大的华平风险投资抢在了他前面。

　　先行一步的华平似乎同样心有不甘，于是今年5月他们第二次向港湾网络注资。前后两次共5300万美元的投资额使华平成为了港湾网络的大股东之一，还创下了私人资本基金在中国的单项投资记录。

　　港湾网络的创始人、没有留洋经历的李一男率先感受到一个新时期的到来：互联网泡沫破碎之后便在国内市场沉默了许久的“天使”———海外风险投资商们———归来了，而且，他们不再像从前一样偏爱海外归来的经理人。像李这样的本土创业者也有了更多的融资机会。

　　幸运的当然不止李一男一人。今年4月，在其他互联网公司勒紧裤腰带的时候，3721中文网络实名系统的创始人周鸿祎兴冲冲地告诉外界：以JAFCO为首的三家风险投资机构已向3721投资将近1000万美元。

　　要知道，1998年周鸿祎离开方正创业时，正是互联网烧钱的高潮，在似乎拿着商业计划书讲个故事就能融到资的氛围中，周鸿祎却多次被风险投资商拒绝。原因只是在于没有“海归”背景的周鸿祎讲的是纯粹的中国故事，美国投资人在硅谷找不到一个参照。如果不是IDG在中国呆过多年的几个投资负责人眼光独到，3721不可能坚持到今天。

　　但现在，国内市场的进一步改善和创业者们的素质提高让“天使”们能够更加冷静，更加“唯业务论”。

　　风向改变

　　管理着192亿美元资金的华平投资一直在等待机会。在国内，他们最成功的项目是亚信。作为亚信在1997年底进行第一轮融资时的主要投资方，华平投给亚信1100万美元。至今华平仍然没有把手中亚信的股份卖掉，其市值已达1亿美元以上。

　　多少令华平遗憾的是，他们在亚信的股份不够多，而亚信这样的项目也过于可遇不可求。自1995年进入大陆，华平至今在大陆共投资了16个项目，其中已经有四五个被确认为失败而退出。他们希望找到下一个亚信，或下一个田溯宁、下一个丁健。

　　当亚信有人把一个叫李一男的创业者的信息提供给他们，华平眼睛一亮：在创办港湾网络之前，李的身份是华为科技的副董事长。这位华中理工大学少年班毕业、27岁即被提拔为华为科技副总裁的技术神童，在华为崛起为中国主要的电信设备制造商的过程中充分显示了他的商业才华。当年甚至有人猜测，如果保持这种势头，任正非的总裁之位必将由李一男接班。据说李一男离开华为创业，任正非同样相当支持，虽然未来的港湾网络也许将成为同华为分庭抗礼的对手。

　　经过慎重考虑，华平出手了。事实证明这一果断是正确的：成立不到20个月，港湾网络的业绩已经喜人：成立第一年(2001年)销售即达2000万美元，实现全年盈利。到明年销售额超过1亿美元，盈利将可达1000万至2000万美元。

　　这与以前的风险投资十分不同：李一男不会以美国的方式给他们讲故事，但他纯粹的中国方式也能打动风险投资商。

　　华平北亚办公室三位合伙人之一的祖文萃对此表现出一种泰然：“并非我们以前只重视海归派而现在开始重视本地的民营企业家，实际这是一个历史过程，那时还没有什么民营企业家体现出较强的管理能力、市场眼光及创新精神的，而从海外回来的人，有些人在国外的大公司做过，有比较丰富的管理经验，也有比较好的技术，所以成为我们投资时的首要考虑对象。”

　　在众多投资家眼中，新的时期来临了。华平北亚总经理孙强断言，投资本地民营企业家将会“成为一种趋势”。对3721进行投资的JAFCO的一位投资人说：“民营企业是最干净的，在以后退出时不会遇到什么麻烦。”

　　颇具影响力的风险投资咨询机构清科咨询公司的副总裁彭大海认为，海外风险投资现在也面临着一个本土化的问题，随着本土化程度与融合程度的提高，他们对本土民营企业家的认可程度自然也会提高。

　　不过一切也没有到矫枉过正的程度。孙强强调：“与那些小企业的创业者毕竟不一样，港湾网络实际上代表着另一种硅谷模式，好像从IBM、微软出来的一大批创业者又创办了一大批有影响力的企业。”孙强认为，国内的这种创业者应该出自联想、海尔、华为等企业，“但国内的这种大企业还不算多”。

　　国内企业家往往容易犯的错误是过高估计自己企业的价值。“在对价值的认识上无法沟通一致而放弃的项目，非常多。”祖文萃说。

　　当与一些公司的管理层在谈不拢价值时，华平常常采取这样一种措施：先各自保留对价值的判断，然后由公司提出一个公司认为会达到的阶段目标，如果届时达到目标，就认同公司方提出的价值，如果届时未能达到目标，投资方就按双方认同的方式进行调整。在对亚信的投资中，华平依靠这种方法论取得了自己认定的权益。华平在向亚信注资1100万美元之初，所占股份是11%，“但后来它没有完成自己提出的目标，因此我们的股份变成了现在的22%”。

　　管理着7亿美元的全球风险投资基金德丰杰ePlanetVen-tures资深副总裁张帆认为，在中国特定环境下最好、最有潜力的创业家是这样一个混合体：“他需要有国际的宏观视野和职业水准，他还需要中国本土创业家的本地化和实用主义。”

　　新投资潮

　　分析人士认为，JAFCO注资3721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3721已经开始盈利，财务基础良好，并且极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产业标准。另一方面是他们急于在中国内地进一步有所作为，改变其本土化程度低的现状———甚至JAFCO至今还没有一个设在大陆的办公室(华平也是如此)，这无疑限制了他们日后与IDG、软银这些早早进入中国的非基金性风险投资公司的竞争。

　　钟晓林是JAFCO副总裁，他坦言：“像一个客人似的时不时从香港飞到大陆的某一个被投资公司，不利于与企业家的充分交流和对信息的充分了解。以前应该称为窗口融资时代，投资者与企业还不是直接面对，中间有一个中介即所谓‘窗口’，那时投资者更容易上当，因为经过‘窗口’过滤后的信息将对投资者不利的成分都滤掉了，因此增加了风险系数。”

　　不仅如此，风险投资商们还会进行其他转变。“我们以前更像一个银行家，以后我们要更像一个企业家，主动去寻找机会、发现机会、创造机会、并且更加与企业家靠得近一些。”钟说。据介绍，JAFCO在中国以前投的多是后期企业，现在正在调整投资策略，以后投资前期的企业会越来越多。

　　华平的祖文萃表示，华平只投资自己熟悉的领域，这样不仅能够更加控制投资风险，而且“我们确信我们能为企业带去我们的附加值，假设是一个我们陌生的领域，比如石油领域，即使我们投钱进去也能赚到回报，但我们认为那不是我们要赚的钱”。

　　总部设在香港、主要业务在大陆的户外广告媒体公司媒体世纪集团便是按这种思路被确定为投资对象的。在大陆18个重点城市拥有可发布广告的公交车达1.8万余辆，在香港也达4000辆，足以覆盖全港。但2002年1月，通成以媒体世纪的名字在香港创业板上市，股票并未受到预期的追捧。虽然这与另一家国内户外广告媒体大户白马广告抢先在港上市有关，但兼任通成董事长的孙强坦承，其实与公司管理存在的问题也有关系。

　　目前，在华平的努力下，一位首席运营官已经开始在媒体世纪上班，孙强希望这会带来管理方面的加强。“虽然我们有退出的计划，但在退出之前，我们希望将公司价值再进一步提升。”———如此一来，风险投资将对企业产生更大的推动。

　　采访中，记者可以通过言行感受到华平们对于走出“摸索阶段”的急切希望。“我们在印度的投资项目少于中国，而在中国的单项投资平均额度要小于印度。”祖文萃说，华平在中国的投资总额大约为2亿美元，而在印度的投资总额却已达10亿美元。原因在于，印度的资本市场比较完善。

　　如何打通一直横亘于眼前的诸多障碍，是浅尝辄止的风险投资商们十分关心的。

　　最大的问题仍然是退出机制。“现在还不能指望国内的A股市场会为海外风险投资提供退出通道，因为国内上市对外资有限制，并且在国内上市无法设立期权机制来鼓励创业团队。并购虽然时而会发生，但还不是大规模的，也难以成为风险投资的退出方式。”一位业内人士分析道。到香港或美国等地上市几乎成为风险投资惟一的退出方式，这不能不说是影响风险投资积极性的致命因素。

　　对国内技术企业的判断标准与美国迥异也增加了海外风险投资进入中国市场的难度。“在美国，只要在某一段环节上进行技术创新就够了，因为有一个非常完善的分工配套机制可以保证你的技术最终在市场中发挥价值。”JAFCO的钟晓林说，在中国仅考虑技术本身是不够的。“还得看市场，看一个技术企业在开发出一种技术的同时，是否还能将市场做起来。投资一种没有相应市场配套的技术，是危险的。”

　　但一切都在好转：7月初，外经贸部有关人士透露，他们正积极酝酿修改《关于设立外商投资创业企业的暂行规定》，新规定将放宽或取消原有规定中对外资机构资产规模、投资总额等准入资格的限制。对外资参与的风险投资基金，减按10%征收所得税。有关人员还透露，修改后的规定将第一次明确区分风险投资基金公司与管理公司，而此前两者是合二为一的。

　　记者采访时还了解到，有数家一直观望中国市场的海外大型基金最近通过中国归国留学生进行了种种市场前期调查——可以预见，一场更大的投资风暴已经在酝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