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银行为何“大撤退”

    凤凰卫视12月11日消息：近日，中国工商银行行长姜建清透露，截至目前，工行在全国已经撤掉了近两万个网点。中国农业银行行长尚福林也曾表示，要在3年内把达不到保本点的网点全部撤并。而香港《大公报》援引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资深专家指出，国有商业银行原来按照行政区域设置的机构半径远远大于管理能力，今后此情况将发生改变。目前有方案考虑在县级地区仅保留农业银行和部分工商银行分支机构，而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将全部撤出。 

    虽然四大银行撤并行动从1998年就已开始，但如此大幅度地收缩经营范围还是有一点让人感到吃惊。毕竟遍布城乡的庞大网络曾是国有商业银行的骄傲，也曾被认为是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竞争的重要筹码之一。其实，1998年6月30日由央行制定的国有银行分支机构改革方案尽管要求各银行裁减机构，但并没有全部撤退的硬性规定。因此，此番提出“大撤退”应是中国改革国有银行管理体制、提高经营效益和竞争力的又一次重拳出击。 

    形成四大银行遍布全国各地的营业网点的动机一开始就存在问题，因为其原则是以服务第一，吸储为主，社会效益重于经济效益。然而，在银行市场化、企业化的改革中，盈利原则就与上述问题发生了冲突。有数字显示，四大银行有盈利能力的大多数分支机构都集中于上海等6个沿海中心城市，遍布中西部广大地区的营业网点虽多，却不盈利。 

    为此，四大银行巨头纷纷“斩脚断足”，甩掉包袱，把未来经营重点放在经济发达地区和中心城市地带，以求在金融业的激烈竞争中争得一块“风水宝地”。 

    但是，如此撤退理由是否充足，如此撤退是否对整个中国经济发展大局更为有利，应还有一定的反思余地。 

    造成基层行亏损是有来自地方企业的信用问题，也有地方政府的干预因素包含在内，但这绝不是全部。其实，更为主要的原因还在于银行的管理体制和经营人员的素质太低，特别是银行在实行条线管理之后，这种因素愈发突出。而在中国加入WTO之后，中西部省份的城市化进程和经济发展将会有一个大的发展，贷款等银行业务市场未必就是像目前这样狭小，信用环境也未必就一直这样恶劣，好容易占领的市场范围放弃并不困难，但假如有一天再想要建立又谈何容易。如果通过改革内部机制，能够缓解基层行的经营压力，保留又有何不可呢？其中的关键是要区分不同情况，并不见得一定要从县级区域全部撤出。如果退回到改革开放以前，谁能预测到中国会有今天的深圳呢？ 

    而从另一个侧面来讲，把经营重点放在城市等经济发达地区，固然业务“蛋糕”很大，但要吃上一口又岂是那么简单！如果现有的管理体制改革和人员素质上不去，随着5年保护期的逐渐消失，国有银行能否抵挡住跨国巨头的竞争还是一个未知数。前一段某些外资企业在选择银行上倾向于跨国银行的势头不能不让人重视。 

    还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是，基层相比大中城市，虽然业务市场较小，但并不是说它没有业务，它不需要贷款。而且，现在市场小并不代表未来市场也小。国有银行撤出留下的“真空”由谁来填补？一说是可以使信用社获取较大的市场空间，一说是可以刺激民营银行的发展。但是，如果这个领域真像上述所说信用较差，那么此举岂不是将信用社推向了“火坑”?难道说信用社的人员素质就比这些大银行更高吗？此外，民营银行的兴起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如果这样一撤了事，不但县级经济得不到资金的有力支持，一些金融机构也有可能“呆账累累”。 

    而有人士称，多数农村信用社不良资产率在50%以上，高出四大银行一倍多，其中相当部分是接收合作基金会形成的。靠这种状况怎么能指望形成支持县级经济发展的主力呢？ 

    其实，在四大银行撤并机构后，一些县域金融已经出现了真空现象。有银行业界人士称，四大银行从中西部县级别城市中吸纳资金，再传送到中心城市和沿海地区，与此同时，却没有新的金融机构补充进去，所以县域经济范围内金融服务严重不足，中小企业贷款十分困难。试想，这种情况怎么符合中国西部大开发的总体发展战略呢？ 

    当然，这样说并非要限制国有银行实行战略转移，而是借此表明如此大的举措更需周全的考虑，提高银行经济效益最主要的办法还是应从内部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