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女人的创业故事：功成名就之后创办民企

牋每个人内心都渴求自我实现。

　　但每个人也害怕失败，对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心怀恐惧。很多人，更期待熊掌与鱼兼得，既无风险之虑，又能实现梦想。

　　于是，很多人只是成了梦想家。

　　唯有学会了选择放弃，转身而行的人，成了众人仰慕的对象。王利芬、王佳芬、龙丹妮，都是这样的人。

　　这些转身而行者，并非心血来潮，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机会主义。

　　这些人，本来就是传统体制培养的精英，也是传统体制活力的代表。在传统允许的空间里，他们寻找到了自我实现与体制的契合点，通过不断尝试，不断抉择，不断努力，不断突破，打开了一番新天地，使所从事的事业，保有了新鲜的活力。

　　沿时间向度往回追溯，会发现，清末民初那些开创近代事业根基的传统精英，与当下这些转身而行者，何其类似！在中国，夹缝中成就事业的复杂性，并非市场经济的学理逻辑和常识所能解释。常识告诉我们，个人理想必须置于体制和组织的目标和运行要求之下。但当个人判断与组织目标无法咬合时，要么体制作出调整，释放出允许个人创新的新空间，要么个人服从组织目标，适应体制要求。

　　传统组织的调整难度显然更大。那些习惯于创新的人，内在张力总要释放，于是有人选择了转身离开。

　　这是他们一以贯之的做法，只不过，这一次跨度有些大，他们放弃了人人羡慕的名望功利，和可以仰赖的掌握诸多资源的组织，去一个更阔大的湖海，投射自己的影子，宁愿置身于不确定的伟大的风暴中。

　　值得么？物质主义和机会主义盛行的时代，很多人疑惑他们的选择。

　　一边是既定的可以确知的未来，一边是充满想象力的不确定的未来，对于那些内心充满创业冲动的人来说，后者显然更有吸引力。

　　好在，市场并不分体制内外。这一过程中，他们失去了可以抵御风暴的体制庇护所，但心灵和事业，却得到了全新的释放，自由选择和创造，从此成为可能。

　　幸运的是，今天的中国，已经有了人们自由施展的舞台。这也是³0余年前开始的伟大变革的逻辑结果，变化的种子一旦播下，改变只是时间问题。

　　与前辈创业者不一样的是，他们在体制内的努力，本身也在适应市场变化，经历了市场洗礼。他们既熟谙传统的游戏规则和语言，也了解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现在，他们已经超越寻租，依托市场要素来赢得未来。这也赋予了这个时代创业新的特质。

　　精英的流失，显然是传统组织之伤。为什么培养这些精英、并且拥有资源优势的传统组织，最终却无法通过自身调整留住他们？这是另一个值得检讨的问题。

　　关于新创业者的未来，我们尚不得而知。但他们创业过程所呈现的勇气和智慧，他们的挣扎与纠结，在他们身上，我们也读到了自身内心的冲动与彷徨，可能还有怯懦。

　　“世事有潮有汐，乘潮而进，佳运可期。”莎士比亚在《裘力斯·凯撒》中写到。

　　一旦成潮，自是国家之幸社会之幸。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三个女人的面孔。这纯属巧合。他们的故事，无关性别，无关年龄，无关职业，甚至无关未来的成败，他们只与一个词相关——创业。

　　王利芬，撕下了央视的标签，去创建优米网，她说，“我不光是一个孤儿，现在应该是一个乞丐”；

　　王佳芬，光明乳业的老掌门，离开传统的国企，进入全新的风险投资领域，她说，“我就是不喜欢做常规的事”；

　　龙丹妮，湖南卫视曾经的“快女教母”，如今转身与陈天桥的盛大合作，她说，“挑战是人生乐趣所在”。

　　与以往的创业者不同，他们更应当称为突围者。

　　他们曾经是成功的突围者，那是在体制内进行的市场化尝试，体制给予了他们丰厚的平台资源，也给了他们足够的荣耀。

　　而今，三位主人公开始走上二次突围之路。这次，他们将自身置于体制之外，扔掉曾经的保护伞，抛却历史的光环，他们的希冀是，挣脱缠在身上的无形约束，收获更为自由的创业空间。哪怕去做孤儿，也要做自由的孤儿。

　　这需要勇气。这样的勇气正推动着中国进入新的创业时代。正像那束蒲公英，种子脱离了母体，但在更广阔的远方，他们播下的是希望和成长的力量。

　　那些突围的人，突围的路

　　很多人会嘲笑他们，在功成名就之时却愚蠢地选择离开曾经的光环。

　　更多的人会看到他们的勇气。这样的勇气正推动着中国进入新的创业时代。

　　当王利芬把身上“央视”的标签撕下时，她早就做好了与这个曾成就她无数荣耀的平台说再见；也许，她偶然会想起胡舒立，一个与她一样重新开始新征程的女强人。

　　很多人会嘲笑她们，在功成名就之时却愚蠢地选择离开曾经的光环。

　　更多的人会看到他们的勇气。在他们背后，是千千万万贯穿时代的突围者。从柳传志、俞敏洪、史玉柱到后来的张朝阳、李彦宏、田溯宁，他们所处的环境背景不尽相同，但相同的是，他们都拥有着突围创业的卓绝勇气。

　　一代代的突围者像接力赛一样，传跑交替，或成功或失败。成就一片天地的同时，他们也建立了属于时代的新价值体系。

　　障碍被打通

　　创业的故事早在三十年前就已上演。原本被紧紧包裹的一部分人，在大门打开的一瞬，突然犹如开闸之水，奔流而下。

　　于是，有了包括农民、知青、劳改犯在内的小作坊式创业，他们为生存而战，返城青年宗庆后就是典型代表；再有高干子弟利用关系做“官倒”，靠钻双轨制的空子赚钱。

　　再后来，¹99²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终结了长期纠缠不休的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之前围绕体制内外的经商行为也不再让人困惑。禁令开始被打破：《公司法》、《股份公司暂行条例》等一系列鼓励“下海”的法律法规相继出台。弃政从商的风气在全中国蔚然壮观。据《中国工商时报》统计：当年全国至少有¹0万党政干部下海经商。

　　这一年，陈东升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辞职，成立了嘉德拍卖行；时任山东沂源县外经委副主任的朱新礼已经是新一届副县长的热门人选，他却辞职接管了一家濒临倒闭的水果罐头厂；国家体改委的冯仑则南下海南，和潘石屹搭档，成为中国最早一批从事房地产的商人，很多年后，冯仑曾形容“那时是游侠的日子，江湖和游侠在中国实际上就是脱离体制边缘的一种自由状态”。

　　后来又去创建泰康人寿的陈东升，为这群人发明了一个概念：“9²派”。“9²派”使之前的生存型创业转变为机会型创业。

　　到¹997年，非公有制经济已不再仅仅是“补充”，而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政策导向明确，国有经济比重少一点，不影响社会主义性质。僵化的计划经济逐渐撤离市场，市场供求占据主导力量。这让更多人下定决心突围，已有超过八成的新就业人口进入民营公司，脱离了国有体制。

　　于是，又一个概念产生了：¹997年被称作“民营企业的春天”。

　　很快，互联网就成为在这个季节里的热词。

　　当年6月，先是丁磊在广州创办了网易；次年，从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回国的张朝阳从一家跨国企业辞职，用从美国拉来的²².5万美元风险投资，构建了搜狐；几乎同时，曾经在中关村被誉为软件天才的王志东在万泉河小学创办了新浪网。

　　到¹999年的时候，“野蛮生长”已达到高潮：马云在杭州创办了阿里巴巴，沈南鹏创办携程网；马化腾开发出QQ；李国庆创建了当当网；陈天桥开始开发网络游戏。他们成了新时代的商业英雄。

　　财经作家凌志军评价：“与其说他们擅长创造，不如说他们勇于探索。这个被后人视为富有全新意义的体制，最初不过是一些不肯安分守己的人们左冲右突的产物。它的精髓是摆脱旧秩序的束缚，解放人的精神。”

　　²000年秋天，互联网的创业风潮也带动了海归回国。据美国移民局统计，当年由美国回流到中国的留学生达到¹5000人。美国《纽约时报》评价，这是“一个新的人才回流时代”。

　　创业的自由，让人们感到，似乎只要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就可以完成一个中国梦。

　　突围与挫折

　　就在¹998年前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民营资本风生水起时，国有企业却陷入困境。财政部的一份统计表明：¹997－¹998年，¹00家重点国企中，超过八成存在资产不实和虚报利润。

　　一场自上而下的国企改革开始了，具体做法是“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体制内的精英们成为改革的排头兵。早在¹994年至¹995年，他们已经完成国有企业经营模式的转换，这次，他们需要解决的是企业产权的重组和清晰化——但一切远比想象中困难。

　　大多突围率先在灰色地带发起。那些勇敢者，如足够幸运就被形容为先锋，进而得到政策认可；不幸则被定义为违规，甚至可能锒铛入狱。

　　三九胃泰的赵新先，科龙的潘宁，华晨的仰融，健力宝的李经纬，伊利的郑俊怀……那个时代的一批企业家，经历了风光无限，之后也遭遇了切肤之痛。

　　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一书中，曾做如是评价：“他们身陷僵化的体制，肩负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却在用毕生精力和智慧试图将自己管理的企业纳入市场化轨道。他们是靠市场开拓崛起的企业家，他们的企业尽管属于国家或者集团，但实则都是十分弱小，全凭他们的创新精神，披荆斩棘终成一时之翘楚，然后这些国有企业家面临着共同的困惑：体制，产权，决策监督，企业成就和个人利益，这些话题如一个庞大而难解的谜团困扰着这些当家人。”

　　幸运者如柳传志、张瑞敏，在这场企业产权变革中，他们所呈现出的强大隐忍力令人折服，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也成就了今天的联想和海尔。张瑞敏说过，“不是因为有些事情难以做到，我们才失去了斗志，而是因为我们失去了斗志，那些事情才难以做到”。

　　到²004年前后，中国的经济格局已经初见端倪：消费、制造业等一批民营企业盘踞在产业下游，他们在完全竞争的市场领域中生存和发展，上游则是若干垄断型的国企。²004年一项统计表明：中石油、中石化、宝钢等7家国企几乎占据了中央企业利润的70％。

　　郭广昌、刘永好、李书福等人，这时候坐不住了，他们开始分别投资钢铁、铝业、汽车，希图突进垄断的重工业领域。但有些人遭遇了惨败，典型如戴国芳，他的铁本撞上了国家的宏观调控铁墙。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曾说：“一些行业和领域在准入政策上虽然没有公开限制，但实际上进入条件颇多。这种名义开放实际限制的现象又叫玻璃门，看似是敞开的，实际进不去，一进去就碰壁。”

　　新创业精神

　　这样的玻璃门，区分了民营与国企，也成为体制内外的分割线。门内门外风光不同，门内意味着稳定、地位与资源，门外则意味着风险、弱势与孤独。

　　不过，体制内的改革也在市场经济的整体推动下做得风生水起。一些不甘落寞的人，看到了机会，尝试着体制内的突围。

　　田溯宁，海归，曾成功创办亚信，¹999年出任中国网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7年间，他用现代企业的管理方式将一个国有的固话运营商转变为新型国际电信公司；

　　胡舒立，在中国证券市场研究中心旗下，于¹998年创办《财经》，十几年来将其成功运作为中国杂志市场中的佼佼者；

　　王佳芬，号称“乳业女王”，在她任职的十多年里，将传统国企光明乳业从一个“养牛场”发展为一家上市公司，并成为中国乳业市场的领军者之一；

　　王利芬，在央视这个国家电视台内部，尝试了多种创新，用市场经济的思维，创办了《对话》、《赢在中国》等精品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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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这些突围依然在玻璃门之内。他们对此深有感受。于是，接下来的故事发生了：

　　田溯宁，在网通成功上市后，他出人意料地选择离开这家大国企，全心投入于创办宽带产业基金会；

　　胡舒立，在声名显赫时，毅然脱离中国证券市场研究中心，离开《财经》并创办财新传媒；

　　王佳芬，做了多年的传统国企掌门人后，于²007年转型做了VC。

　　王利芬，去年¹¹月离开了她多年依靠的央视平台，创办新型的优米网，她说，“创业者应该是这个时代的英雄。我说的是阳光创业者，不去靠政府关系，不靠贿赂，靠市场力量的伟大，白手起家。”

　　白手起家，是一种突围的勇气。

　　这样的勇气正推动着中国进入新的创业时代。一如《中国震撼世界》一书中所言：“从一开始，中国的改革就是自下而上的力量推动，只不过以自上而下的政策改革方式呈现。”

“孤儿”王利芬

　　突围者的身份，存在于王利芬迄今为止的每一次人生重大选择中，不管是基于内心的呼唤，还是源于摆脱外在的羁绊。现在，她终于成了自由的创业者。

　　一位朋友告诫她，“你一定要把自己看做一个孤儿”。

　　中国周刊记者?李佳蔚 北京报道

　　王利芬把手中正在吃着的饼干放下，指着面前苹果电脑的屏幕，对《中国周刊》记者说，“你看，这是最新的批评，这就是你问题的答案。”

　　她面对的问题是：从央视辞职到创办优米网至今，最不能接受的质疑是什么？

　　答案是她微博(hþþp://þ.sinâ.cºm.cn)上的一条最新留言。王利芬对着屏幕，念出声来：如果你的优米网与央视无关，你微博的标签中最好别注明什么央视前主持人、央视前制片人。

　　“好，现在就删。”王利芬开始噼里啪啦地打起字来。半分钟过后，“中央台”三个字被删掉。她把刚才放下的饼干拿起来，咬了一口。

　　“太饿了。”她抱歉地笑了笑。她面前的桌子上，已经有两个空了的饼干盒。

　　那天是周日，从上午十一点半到晚上六点半，王利芬连续接受了八家媒体的采访。自从优米网创办以来，王利芬坦言，“每分每秒真的都在算计”，“有时候身体已经是十二分的透支”。

　　她原本可以过得很舒服。

　　作为央视著名栏目的记者，作为点燃了无数人创业热情的《赢在中国》的策划人与制片人，作为央视仅有的制片人与主持人兼于一身的几人之一，王利芬原本可以作为一个成功者，继续享用央视的巨大优势，在平台的光环下享受尊敬与艳羡。

　　可她不。

　　人到中年的王利芬，选择的是从央视辞职，诀别旧轨道，自己创业，创办定位为“服务国家和知识群体的网络电视平台”优米网。

　　一位王利芬很敬重的朋友说，她的选择让她成为了一个“孤儿”，而王利芬本人，则更觉得自己应该是一个“乞丐”。

　　从江城到燕园

　　对于为何做出这个选择，王利芬谈起了自己的好友胡舒立——另一位在²009年末著名的“出走者”的选择：

　　“你看，舒立原来想做一个好记者，结果没有一个好编辑，然后她自己做了一个编辑，没有一个好主编，她自己又做了一个主编，没有一个好总编辑的时候，她自己又做了一个总编辑，然后有了一个老板，她觉得这个老板不行，她一定自己做老板的。”

　　“我早就知道她会这样，两年前我就说过了，”王利芬冲着《中国周刊》记者笑了起来，“当时她的领导还不信，说给了一些期权给舒立。但舒立是一个一定要自己做平台的人，一个不能受制于其他人的人。”

　　其实，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她自己。

　　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的王利芬，童年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爸爸经常读给她听的徐迟的报告文学。家里有一台小黑白电视机，王利芬从上面接触了很多新鲜的事物，例如喜多郎的音乐。

　　正基于此，王利芬喜欢上了文学和音乐。十六七岁时，王利芬给自己立下了目标：去北大，读中文。

　　结果，¹98²年夏天的高考过后，两个目标一个都没有实现：她去了华中师范大学政教系。也就是从这时起，王利芬开始通过努力来主宰自己的命运。

　　因为当时不能转系，从进入大学的第一天开始，王利芬就开始自学中文。另外，王利芬还担任了学院文工团副团长，给同年级¹00多名同学开了一门课，课程名字是“怎样识简谱”。

　　入学第二年，王利芬随大学生夏令营来到北京。当看到梦想中的北京大学的模样时，王利芬首先看到的不是未名湖，不是博雅塔，而是阳光下摇曳的银杏树。在王利芬看来，她上北大的梦想太像眼前的银杏叶，熠熠闪光。

　　²7年之后，王利芬在优米网《芬享时刻》第一期的《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棵银杏树》中，动情地回忆：“当我站在这样一个可以触摸的梦想面前时，我意识到，自己只是这里的一个访客，一种说不出的委屈，竟然让我泪流满面。”

　　大学四年过后，王利芬与中文系的同学一起参加本校当代文学批评专业的研究生考试。结果，王利芬考了第一。

　　这样的成绩让同学们吃惊，但是后来他们就不吃惊了。同学去学校图书馆，发现很多文艺期刊与中文系必读杂志的借阅书签上，都写着一个名字——王利芬。

　　“我永远在主宰我人生的命运的选择，即便我的命运被别人主宰过，我也要把它扳回来，重新主宰。”这贯穿了王利芬今后的全部人生。

　　王利芬将她的专业扳了过来。接下来，她扳的是学校。

　　研究生毕业之后，王利芬去了武汉大学中文系，任教两年。¹99¹年，王利芬考上了北京大学的博士研究生。这一次，置身燕园银杏树旁的王利芬不再只是一个访客，三年的读书时光，王利芬无数次流连在它们的身旁。

　　博士毕业的王利芬面临着两个选择：要么去研究所，要么去电视台。她把简历投给了中央电视台，在两千多份简历中，王利芬成为被选中的²6人之一。她也成为了中央电视台第一个女博士。

　　王利芬去的第一个栏目是《东方时空》，然后是《焦点访谈》和《新闻调查》。在这三个央视著名的新闻栏目中，王利芬做了五年的调查记者。

　　“哪个地方最有活力、对电视要求最严，我就到那个地方去了。”她说。

　　来到央视五年之后，王利芬有了自己想去的地方。

　　给台长的三个电话

　　央视二套经济频道，是身在一套的王利芬想去的地方。为此，²000年，她打了第一个给台长的电话，打给时任台长赵化勇。

　　王利芬如此描述当年的时代大背景：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经济改革是国家的主题，在全球经济浪潮裹挟之下，民众迫切想要了解中国社会的运转机制。

　　王利芬认为，“你不懂经济是很麻烦的一件事。”

　　当时的中央二套正在进行频道改版，《对话》是伴随改版推出的栏目之一，已经通过了中央电视台和广电总局的审批，唯一缺的就是一个制片人。

　　王利芬想要成为这个制片人。但是她清楚地知道，如果走正常的调动程序，央视新闻中心对于她这个“劳动能手”是“很不放人的”。王利芬作为出镜记者兼编导，曾经一年做了¹¹期、每期时长45分钟的《新闻调查》，这个纪录至今无人超过，因为央视导演一年平均能做的只有四五个。

　　王利芬决定直接给台长赵化勇打电话。

　　“您好，赵台长，我叫王—利—芬，”王利芬几乎一字一顿，“我只需要您五分钟，和您谈一下，您看行不行？”

　　王利芬对《中国周刊》记者回忆，当时赵化勇的回答让她觉得有戏，“你叫王利芬啊，你做过很多不错的节目，我看过，你来吧。”

　　到了台长办公室，结果让王利芬“一下子傻了”。在听她说明来意后，赵化勇一口答应，“去吧，挺好的，人才就要流动啊。”

　　就这样，王利芬成为了《对话》栏目的制片人。她接手时，整个栏目组只有一部电话，一个分机，四个人，两个主编，两个助导。只过了一年，王利芬就让《对话》成为了央视二套的王牌节目。

　　她的秘诀之一是为《对话》打造的“8¹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负责到人，环环相扣，无缝对接，甚至连嘉宾喝水的茶杯由谁负责都具体到专人。

　　²00¹年底，在中央电视台向全台推广的4个典型经验中，其中之一就是《对话》的管理制度。

　　王利芬给赵化勇的第二个电话是在²004年。这次的主题可以概括为四个字：我要出国。

　　强烈的出国愿望正是来源于三年的《对话》经历。“我做《对话》，大量的采访对象是海归，是世界500强，我发现，我不了解这一群人，海归我不了解，外国人我不了解。”王利芬说。

　　²004年9月，王利芬赴美国耶鲁大学和布鲁金斯学会访学。在美期间，她遍访了美国五大广播电视网，还采访了自己的偶像、美国著名节目主持人法拉奇。

　　美国之行，王利芬想要寻找三个问题的答案：第一，中国的电视水平与美国相比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第二，外国人对于中国是怎么看的，第三，自己所在的央视的行业水平与国外新闻媒体机构相比水平如何。

　　结果大大出乎她的意料。

　　“一直在中央电视台工作，会觉得很了不起啊，你只要是出去了，你再回头看，这样一个地方很普通、很平常，提升的空间是非常大的。就是在里面工作的人，觉得自己很牛的人，再来看他们，觉得挺可悲的，自己也可悲。”

　　至于具体的可悲之处，王利芬认为是“没有进行充分的竞争，职业化水准很低，管理手段也比较落后”。不过，她特别强调，“我说的是行业，不是中央电视台”。

　　但这不妨碍她在美国就动了离开央视的念头。鲜为人知的是，²005年秋天回国的时候，王利芬就不是特别想回到电视台去。“我的心已经动了。”她说。

　　离开的念头因为一件重要的事情被压抑了4年。²009年9月，王利芬打了给台长的第三个电话。只不过，这次是新上任的台长焦利。“焦台长，我不能再等了，我要辞职。”

　　其实，两个月之前，王利芬在没有打招呼的情况下，已经闯进过焦利的办公室，表达了自己辞去央视公职的想法。焦利让她等两个月。

　　这一次，王利芬更加坚决。“焦台长，是我的问题，我保证出去非常低调，我隐藏半年，直到把我的事情做出来。”最终，焦利同意了她的辞职请求。

　　²009年¹¹月¹²日，王利芬办完了离开央视的最后一道手续，上交了那张可以直接进直播间的进门证。在这之前，她特意在央视各个角落留影拍照，算作告别。

　　当天下午两点左右，王利芬最后一次走出央视大楼，脚步没有任何停留。

　　她，要做一个自由的创业者。

　　体制内的创业

　　王利芬对于“创业者”的身份并不陌生。其实，她能够将自己离开央视的想法压抑四年，彼时那件“重要的事情”正是一档有关于创业的栏目。

　　这档节目的灵感，来源于王利芬在美国看到的一档选拔商业人才的电视真人秀，名为《学徒》。

　　看着《学徒》现场的选手为自己的创业梦想努力的样子，王利芬想起了好友的一个故事，这个好友是新东方的俞敏洪。十多年前的夏天，还在创业的俞敏洪教英语的教室太热而人太多又没有空调，他非常害怕这样下去学生会中暑，有一天下了一场暴雨，俞敏洪冲进院子里，在雨中嚎啕大哭，感谢老天爷帮他救了学生。

　　王利芬的内心被“深深地掀动了”。她决意为中国的创业者打造属于他们的中国版《学徒》。王利芬将这档节目的名字定为——《赢在中国》。

　　从美国回来之后，王利芬开始向人狂热地讲述她的《赢在中国》的梦想，但在央视内部，这个后来风靡一时的节目，“准生”却无比艰难。

　　王利芬首先要说服的是央视的编委会。由于真人秀节目没有办法做样片，王利芬拥有的是三张A4纸的策划与一张嘴。没有任何悬念，王利芬的想法被否了。

　　而央视有个惯例，通常只要被编委会否决一次，无论多大的项目也只能胎死腹中了。个性倔强的王利芬显然不会就此停止。

　　她一方面找来媒体朋友，开策划会，不断地改进《赢在中国》的策划案；一方面不断央求编委会的人来听策划会，由于领导很难聚全，可能有领导上次听了一部分内容，但是这次没来，也可能两次听的是同一个内容，但结果都是一样的，编委会领导告诉王利芬，“听不懂”。

　　最后一次编委会，此前拍板王利芬频道调动和出国学习的赵化勇台长发话了，“我们也没完全听懂，但是冲着王利芬这三个字，你做吧”。就这样，央视编委会通过了《赢在中国》，此时距离王利芬回国还不到50天。这创造了央视内部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

　　但同意不等于支持。央视不给《赢在中国》一分钱，不给一个人，不给一平米的办公地点，只给一个时段，采用“制播分离”的方式，一年还要收¹000多万元的广告费。

　　如果说王利芬以前做节目是“花钱搞创作”，那么《赢在中国》则是她“筹钱办公司”。按照王利芬自己的说法，她的工作就是招人、租地、找钱、求项目。

　　她在现代城租了间办公室，拼了几张桌子，铺了6块钱一平米的地毯，开始体制内的第一次创业。

　　王利芬将“创业”和“励志”作为《赢在中国》节目的核心。她清楚地知道，纯粹用“金钱至上”的价值观驱动的行为必然招致中国观众的反感。

　　一个鲜明的对比是，美国《学徒》节目的主题歌叫做《Fºr þhð lºvð ºf mºnðý》，直译过来就是“因为爱钱”；而王利芬为《赢在中国》写的主题歌的名字叫做《在路上》，歌词中，王利芬写下了“为自尊的生存，为自我的证明”，将“非常强烈的理想主义情结” 寄予其中。

　　这种情结得到了企业家的支持。王利芬想要请马云来做评委，她原本担心马云回绝，但当她把这种情结说出时，马云当即答应：“就冲着这点，我当这个评委了！”另一位应允的柳传志则对她说：“这个构思不错，但你一定要玩真的！”

　　IÐG高级副总裁熊晓鸽说，他之所以拿出¹000万的风险投资给《赢在中国》，是因为他觉得王利芬是一个有人情味的人。有一次他们同去内蒙古，王利芬将身上所有的钱都捐给了当地一家希望小学。“把钱交给这样的人，我放心。”熊晓鸽说。

　　就这样，从台长拍板到²006年春天首次播出，王利芬和她的团队只用了³个多月的时间，就把《赢在中国》搬上了央视屏幕。这样的制作速度，在央视内部几乎难以想象。王利芬感受到了公司化运营的优势与独立制作的自由。

　　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创业者的辛苦。第一季³6进¹²的录制期间，王利芬大清早6点半就赶去六七十里外良乡的演播室，晚上十二点再收工回家。这样持续了十一天，她觉得自己已经到了极限了。

　　在那个春天，十几万人报名参加了这档名为《赢在中国》的商业选秀，王利芬调动了大约500名企业家，跟着她飞来飞去，在几十个城市面试参赛选手。他们把《赢在中国》的舞台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在众目睽睽之下，以创业者的姿态迎合着中国向商业社会前进的历史进程。

　　需要一提的是，在《赢在中国》节目做完之后，王利芬所带领的核心团队中，有三人选择了自主创业。

　　“潜伏”之后

　　²0¹0年³月¹7日，农历二月二龙抬头，零点，王利芬编写了一条¹³字的信息，几乎同时发布在她的博客、微博和开心网上。这¹³个字是“我已辞去央视公职，创办优米网”。

　　写下这¹³个字的时候，王利芬正站在SOHO现代城B座顶层一间上下两层¹900平方米的办公室里。这里灯火通明。她与身边的一群年轻员工正在等待优米网上线那一刻的到来。

　　一阵欢呼声过后，优米网正式上线。

　　上线首日的关注度让王利芬感到欣喜。³月¹8日十点钟，暴涨的浏览量致使优米网宽带不够、视频无法播放。后来，数据显示，优米网第一天的PV值60多万，居然一举冲到全世界排名600多位。

　　而实际上，优米网高调亮相背后却是六个月的潜伏期和一次惨痛的失败。

　　起初，因为与马云的关系很熟，王利芬想要学习他做C²C。“淘宝是有形的产品，现在人们脑袋里的经验，你是很难得到的，”王利芬认为，“我想提供的是经验。”

　　这个想法让王利芬自己感到兴奋，也让手下80多名员工受到巨大鼓舞。²009年¹¹月底，在从央视正式辞职两个月后，以电子商务网站为基本框架的优米网就上线了。

　　很快，王利芬就发现没有人愿意为她看似高明的创意买单。“讲完了之后，他觉得你不值一千块，因为提供经验的产品很难定价，讲的人觉得我付出时间了，接受的人说我没有学到什么东西，你来糊弄我？”

　　受阻的王利芬专门跑去Ebâý取经，她花了一个周的时间向各个环节的负责人请教，基本摸清了电子商务的模式。

　　Ebâý归来，王利芬毅然关闭上线仅有两个星期的优米网。王利芬和自己的团队总结教训，第一，互联网就是免费，第二，到底什么人的经验值钱。最后得出结论，要让名人来说自己的经验，网站收费暂时搁置。

　　就这样，调整思路的王利芬带领团队重新开始。优米网获得重生。此时的王利芬才正式浮出水面，高调亮相，“之前更像是一个潜伏期，因为我答应过焦台长，把事情做成了再出来”。

　　优米网上线¹0天之后，王利芬在一次论坛上公开了自己创业的两个惨痛教训：第一，消费者和受众再也不需要你教育他们，他们要表达内心的愿望，如果你不跟着他的愿望走的话，就会让你的事业惨败。第二，不要铺摊子，不要做甩手大爷，要把一两个点先做透。

　　王利芬确实没有做甩手大爷。录制第一期《在路上》，她坐在前台主持，因为她要知道前台怎么样，到了第二期、第三期，她选择坐在后台。三期节目录下来，王利芬与团队开会总结。总结完毕，录第四期的时候，王利芬就只负责审片了。到了第六期，王利芬也不审片了，直接回家了。

　　“我对这一个流程已经熟悉了，熟悉之后就放手，然后依次负责就是执行总编辑、副总编辑、主编，当这个东西形成规范与制度之后，就容易多了，”王利芬对《中国周刊》记者说，“不过，你别想糊弄我，你这个地方光没有打好，摄像的构图不对，哪里的采访状态不好，我一眼就能看出来，要知道，除了没有扛过摄像机，我在央视可什么都干过。”

　　王利芬对自己的队伍充满信心。优米网现在的核心团队，主要由两部分组成，电视团队的员工大多是原来《赢在中国》和《对话》的老部下，产品营销团队则是优米网第一次创业的骨干。

　　“前边会特别累，以后会越来越轻松”，王利芬说“做企业，原来做《赢在中国》相当于摸了一遍了，现在都是掌控之中”。

　　“虚名的泡沫终究会破”

　　走进优米网的办公室，你会发现或许用“花房”这个词来形容它更合适。

　　满眼皆是绿色。¹900平米的办公室，上下两层，沙发和墙面都是以绿色为主色调。桌子上，天花板上，书架上，写字桌上，地板上，摆满了吊兰、绿萝、剑兰……为侍弄它们，王利芬甚至专门雇了一个花匠。

　　王利芬还让人专门买了一个能够制作出碱水的机器，取代常用的纯净水，为的是让员工体内的酸碱能够平衡。

　　“这些花不了多少钱，”指着身边的绿色植物，王利芬说，“我们是创意产业，需要灵感，需要湿润的空气，需要氧气，需要心情愉悦。”

　　王利芬一口气说完四个“需要”，顿了一顿，补充一句，“这些在央视都是不可控的。”

　　不可控的还有一些质疑。比如，现在优米网上人气最旺的是拍卖名人时间栏目，首位名人史玉柱的三小时拍卖价已超过70万，此举被指为作秀。

　　王利芬感到委屈。在她看来，拍卖名人时间实现的是一个“多赢”。“来的人宣传了他的公司，听的人获得了宝贵经验，拍的钱捐给了公益事业，何乐而不为？”

　　其实，拍卖名人时间并非王利芬首创，“私募教父”赵丹阳花了²¹¹万美元和巴菲特有了一次午餐机会，让中国人熟悉了这种拍卖名人时间的方式。

　　起初，王利芬跟史玉柱聊起，自己想做一个中国版的巴菲特午餐，拍卖名人时间，既可以给那些想与商业领袖交流的人提供一条通路，又可以把拍卖所得用于慈善事业。王利芬非常想对史玉柱提出拍卖要求，可又不好意思开口，没想到史玉柱主动开口：“不然你就拍卖我吧。”

　　让王利芬更没有想到的是，在得知史玉柱被“拍卖”之后，好几个朋友主动打来电话，跟她说，“你也卖卖我吧。”

　　几个月前，王利芬遇到了李书福，后者的吉利正处于收购沃尔沃的关键时刻。王利芬问他，“听说你买了沃尔沃？”李书福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正在买。”

　　那一刻，王利芬觉得李书福给她的感觉是正在买一棵白菜。“我看到他这样子，就想起他说的一段话，汽车有什么难的，不就是四个轮子和一个沙发加在一起吗？真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王利芬也曾经面对过类似于“听说你买了沃尔沃”这样的提问——“你怎么能从央视辞职啊？”这种提问的背后也是一种质疑：你怎么能放弃央视那样的体制内优势？你的影响就没有那么大了啊！

　　王利芬当然对央视的优势深有体会。“如果我不在央视，我不可能得到遍访各个部委的机会，更不可能曾与朱总理并排坐看了两个多小时的样片。”

　　不过，当面对“你怎么可能从央视辞职”这样的提问时，王利芬说自己脸上没有李书福那样的不好意思。她说：影响力大与不大，虚名的泡沫终究会破的，我不想让别人来左右自己的命运。

　　她对《中国周刊》记者说，自己对于离开央视没有任何的留恋。“我估计，如果没有什么事，后半辈子也不会回去了。现在开车从公主坟一转弯过来，我都忘了看它一眼，开过去了，一想，哦，刚才经过电视台了。有人说‘离开了央视，心没离开’，那不是瞎掰嘛！”

　　“我也没有觉得现在的自己，与在央视的自己有什么不同，反而，现在帮助我的人更多了。”说完，她笑了起来。

　　其实，在优米网上线之前，王利芬一位很敬重的朋友曾经郑重地告诉她，“你现在离开央视了，一定要把自己看做一个孤儿。因为人家帮你是有限的，一次两次就是面子了，不能总靠你那些有名的朋友们。”

　　王利芬点头称是，但心里还是有所保留的，因为在心底，她深信自己做的事情能够为社会创造价值。

　　“我不光是一个孤儿，我现在应该是一个乞丐，乞讨每一个网民内心的所思所想，慢慢变成实现目标的人。”

“舞者”王佳芬

　　她喜欢唱歌跳舞。在她的人生舞台上，她扮演过知青、农场干部、乳业女皇。她在传统国企的舞台上跳了三十多年，退休后却进入陌生的风险投资领域，原因是原来“那样的舞台太小”。

　　中国周刊记者?余芳倩 上海报道

　　王佳芬的典型一天是这样安排的：早上七点起床，工作，在单位解决午饭，下班回家，深夜¹²点后睡觉，之前还要打开电脑处理刚刚跳出来的邮件。

　　过去三十年，除了电子邮件改变了一些交流形式外，她的生活节奏基本不变。

　　她首先在农场的党务系统工作了十年，熟练地学习和组织下属开会，学习党的各种精神。然后在国企里抓了十五年经济建设，把上海牛奶公司变成一个市场化的股份制公司。

　　这可不是传统的劳模。²0多岁，她就是全国学大寨的代表之一，在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的家乡，喜欢搬着小马扎朝气蓬勃地挤在第一排听报告。不过，她被上海代表团的团长拉住，说她不懂规矩，“王佳芬，领导要在前面，你应该跟在后面。”

　　她马上知趣地往后退，明白自己犯了忌讳。

　　但大多数时候，她不喜欢后退，比如从上海农工商局去上海牛奶公司后，有个大好的机会让她退回到机关当领导。她对领导说，不。

　　“我就是适合做经济工作，适合在企业里干。”她对《中国周刊》记者说，“我很清楚自己要什么，什么适合我。” 在上海纪源资本公司的办公室，她拿着时尚的玫瑰红手机，戴着铂金的耳钉，淡扫蛾眉，发出爽朗的笑声。57岁的年纪上，她又刷新了她的履历，纪源资本合伙人是她的新身份。

　　农场党委书记、老国企的领导、光明乳业的董事长、风险投资合伙人，这几个称谓在中国社会的出现前后跨越了三十年，但在同一个人身上划上了等号。她坦言，“我就是不喜欢做常规的事”。

　　没准备好的不要

　　不管王佳芬是否喜欢，一开始的选择，实际上是时代替她做出的。¹968年，年仅¹8岁的王佳芬下乡来到上海奉贤星火农场五七连队，开始过上了住草房、点油灯的生活。日后她成为乳业女王也好，投资新贵也罢，她始终记得自己的梦想最初耕种在土地上。

　　别人中午休息的时候她下地，一早天蒙蒙亮时，她已经挑好了水。这个出身上海的姑娘并没有城市小姐的娇气，还擅长唱歌跳舞搞宣传。四年后，她被领导叫到跟前。“王佳芬，现在咱们连队缺个指导员，你愿意当吗？”此时，王佳芬已经是几百人连队的副指导员了，指导员生病后，这个位置空缺，领导很自然想到了她。但她回忆，当时的第一反应是恐惧，觉得当时还没有能力“上到那么高的台阶”。她说，我还没有准备好。但同时建议领导，让上面派一个指导员来带她一年。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她有意学习如何当一个“正职”，一年期满后，她主动报告：领导，我准备好了。

　　王佳芬认为，机会面前，重要的是自己是否做好准备，好比连队指导员，她没有准备好就不能接受。她在《中国周刊》记者面前站起身来，在会议室内的小黑板上，用水彩笔重重写下了几次她不接收的机会。而她选择的原则，“没什么难的，都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准备好了，我就接受。没准备好，我就拒绝。”

　　一步步，¹975年，²4岁的王佳芬已经领导着两万多人的农场，当上了农场党委副书记。到¹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办公室里，翻阅着上面传达的各种文件，王佳芬的内心有说不出的激动。“把今后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工作中来。”她咀嚼着这句话，也有意识地开始调整，越发意识到自己真正感兴趣的方向。

　　上世纪九十年代，一次升迁的机会又来了。王佳芬被一个老领导叫去聊天。佳芬，他说，上海有个工会副主席的空缺，你愿意去吗？

　　此单位的工会主席快到退休的年纪了，按照惯例，王佳芬过去后很快可以当工会主席。回到上海，和家人团聚，而且还是去农场的上级单位工作，这在很多人看来，都是一桩美差。

　　不过，王佳芬当面拒绝了领导的好意，“我有十年行政工作的经验，再做党务工作，我不愿意。不喜欢。”她跟领导表示，她更擅长经济工作、行政工作。“我不会为了回上海放弃自己喜欢的东西。”

　　老领导听到她这一席话，感叹道，佳芬，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好差事，不多久就是正局级。

　　实际上，她接受了上海农工商局工业外经处处长的职位。王佳芬的丈夫很看好她的仕途，觉得她做个县长是没问题的。说起那一年的经历，她呵呵地笑，“连领导都问我要干什么，看起来很不稳定的样子。其实，我在千方百计寻找去基层、去企业的机会。”

　　王佳芬回忆到这里，语气坚定地说，“这一年我很清楚自己擅长什么，我不适合去机关。机关是个庞大的机器，更侧重执行，而企业是个无穷大的组织，任你创新。”

　　¹99²年²月8日，年初五中午，王佳芬盼望已久的机会来了。当时她和一群农场的同事正在聚会，接到农工商局罗大明局长的电话，约她下午两点到他家谈谈。

　　罗大明一改往日的严肃，亲切地对她说，“就是想说服你去局里下属的牛奶公司当总经理。”王佳芬其实隐隐约约地想到了这一点，但“当时没有立刻答复他，是因为他让我回去想想。要是他立刻问我，我就会不假思索地回答，去。”王佳芬快言快语。

　　而且，由于牛奶公司的复杂局面，罗局长提出，去干两年，要是干得不顺利，回局里继续工作。局里也准备提拔她为局级干部，好让她没有后顾之忧。当天晚上8点，罗局长打来了电话，王佳芬干脆地领命，并大胆地承诺。这一去，就一直在那干到退休。

　　王佳芬说，这是改变了她一生的决定。

　　坚硬改革派

　　罗大明派王佳芬去牛奶公司是有原因的。当时，牛奶公司和农场局沟通不顺畅，矛盾重重，因此领导人选一直是罗大明的心头之忧。看到罗局长派来的王佳芬，牛奶公司内部人窃窃私语，看来“王佳芬是罗局长的掌上明珠”。

　　但是罗局长没有意料到，他派去的这个爱将日后会在牛奶公司掀起那么大的改革。最严重的几次，王佳芬都做了最坏的打算，准备辞职。

　　“我们在上海，是中国最开放的城市之一，这是地利。所有外资乳业和国际设备准备进中国，都会首先来跟我们谈谈，容易吸收国际先进的经验。而90年代初期，我们已经引入外资十年，本土企业也具备了学习外资公司发展的基础。”王佳芬这样解释她推动改革的客观因素。

　　王佳芬喜欢看报，邓小平南巡讲话的精神让她振奋，她敏锐地感觉到一场变革正在到来。九十年代初期的中国，一批国企、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辞职下海，闯荡一片天空，国退民进的呼声被首次提起。当年，大量的国企还在作为行政单位矜持地踱步，大量民营小企业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在市场的大潮里，作为国有企业的上海牛奶公司也嗅到了这场春雨的味道，开始在内部塑造变革的源泉。

　　“上海的牛奶最早是洋人从轮船上带来的，和鸦片、设备等一起过来。当初，他们把奶牛拴在办公室旁边的小屋里，就这么喝鲜奶。喝牛奶是一种生活方式，上海牛奶公司，要走向全国。”

　　要做一个大公司，现代化、国际化的。这是王佳芬的雄心。她开始着手改变这个地方的老国企，第一步就是引入职业经理人。

　　她先联系会见了三个外资猎头公司的人力资源总监和市场总监，听听他们的找人方法。

　　听完后，“我觉得挺科学的，听完收益匪浅。”王佳芬说。然后她一边让猎头公司帮着找人，一边托朋友留意，后来，在市政府朋友的推荐下，找来了一个有跨国公司经验的高层。

　　除了业务上的能力，还有两个条件让她十分满意，“复旦大学毕业的，还是中共党员。”她说。

　　但王佳芬知道，这件事不会这么容易就过关。一家国企历史越久，传统的桎梏可能就越深。引入一个职业经理人，而且是一个工资比王佳芬高十倍的“假洋鬼子”，一定有争议。

　　“别人怎么说我不管，但是我对我的领导有要求，就是必须明确我的工作可以怎么做。”王佳芬在一个早上叩开了农场局领导的办公室大门，一进门，王佳芬就说，“我是请求您支持来了，今天我要做一件事，违反了您两个原则。一是违反了党选干部的原则，一是改变了企业内部的薪酬体制。这个事情如果有任何后果，我王佳芬来承担，但是我希望您能帮我一个忙。”

　　一通开诚布公的解释，领导同意了王佳芬的试点，“今后有人来告状，就说这个事情是农工商局同意过的。”

　　引入职业经理人后，王佳芬直言她的工作就是要创造环境让职业经理人成功。大家都按照他的书面报告的方式做汇报，为他配了财务总监和销售总监，慢慢地，整个牛奶公司的系统有了市场化的变化。在王佳芬时代，光明职业经理人的数目一度达到²00多人。

　　但在改革中，风险有时不仅来自下属的议论，也会来自上级的安排。当牛奶公司越做越大时，关于公司的名字，这个在出生时就注定的因素竟然出其不意地成了王佳芬和农场局的一根导火索。

　　“要改名。”当农场局把王佳芬和牛奶公司书记叫去开会时，王佳芬稍稍愣了一下。会议室内大圆桌后坐着农场局两套班子成员，严肃、庄重。

　　农场局领导班子先逐一说了想法，中心思想是把上海牛奶公司改名为农工商牛奶公司，其意义伟大。领导发言后，看着王佳芬，让她表态。

　　王佳芬说，我觉得原来的名字挺好的，改名没有必要吧。

　　“那个领导当场就火了，拍了桌子，拂袖而去，走前留下一句话，必须改名。”现场的气氛一时非常尴尬。

　　在座的其他领导对王佳芬说，佳芬，算了吧。领导说要改，就改吧。王佳芬笑笑，不吭声。

　　第二天，关于公司改名的会议纪要以文件的形式下发下来。王佳芬坐在办公桌前，看着文件出神，她感觉到了沉重的压力。

　　回家，她跟丈夫和儿子说，做个心理准备，“如果真要改名，那我肯定辞职。”还在念书的儿子跟她开玩笑，妈，你折腾什么呀，你不做我来做好吧。她扑哧一笑。

　　还好，随后全国“两会”召开了，领导要去北京开会，这给事情的处理留下了余地。在“两会”结束前一天，王佳芬收到了农工商局的秘书电话，“佳芬，领导明天就要回来了，那个改名的事情，你要行动了呀。”

　　王佳芬放下电话，心情沉重，一个月的时间，她想了又想，觉得改名对主管单位确实没有多大的好处，对于公司而言则有很多弊端。她决定上门拜访领导，再次争取机会。同时，她给当时上海市副市长打了电话，给光明乳业的股东上海实业也进行了沟通，通告了这一情况。

　　“我认准了一个目标，就会调动所有的资源来做。”王佳芬说。不过，并没有等到外援们施以援手，王佳芬再次积极主动的沟通取得了成功，领导放弃了改名的建议。

　　那个领导曾经对王佳芬开玩笑说，我发现你很独裁。王回敬对方，“这是跟你学的。”王佳芬说，我和那个领导都是强势的人，也都是有强烈事业心的人。因为所处的位置不同，会有不同的立场，但幸运的是，他们都是简单而目标一致的人。

　　在若干年的工作中，王佳芬和这个强势的领导建立了友谊，直到现在，每年春节，王佳芬都会去拜会这个老领导，“我永远感谢他”。

　　资本姻缘

　　不论如何，¹996年上海牛奶公司和上实控股公司联合组建沪港合资的“光明乳业有限公司”，企业连续7年保持³0％的增长；引入国际食品业巨头达能，吸收其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虽然最终分手，但对其国际化进程的推动不容小觑；引入麦肯锡咨询公司等外脑，使得公司发展更加规范。

　　一系列的大胆变革后，王佳芬曾带领光明引领中国乳业，连续五年稳居行业老大。 “乳业女皇”、“铁娘子”，业界人士给予她这样的称谓。

　　“我不聪明也不博学，所有这些选择都是环境逼出来，实践告诉我的。” 王佳芬说，当光明奶源不够，去内蒙古买企业后，发现原料奶又多出来了，于是又要考虑卖出去。她意识到，在做产业经营时，围绕产业经营，必须有资本上的并购，这样企业才能做大。这样，王佳芬就提出了“全国资源做全国市场”的策略。

　　等到当年给领导班子汇报企业发展成果时，王佳芬非常兴奋、自豪地提出了“两手抓”的策略，即产业经营和资本经营相结合。

　　不料，主管部门领导当即发怒。“你的利润都是我的，你就好好抓好产业就行。”王佳芬听到这样严厉的话语，整个人都蒙了。她说，回家后，她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在黑暗中默默流泪。“我想，这么下去还有什么价值，因为知道公司做不大了。很迷茫。”

　　第二天，王佳芬上午甚至没有去办公室，这是她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唯一一次怠工。不过，她在调整情绪后，很快就恢复了斗志。

　　企业越发展，王佳芬和资本打交道的机会越多。¹997年，光明原来跟台湾福乐合作的冰淇淋公司因经营不善，港方准备出售，王佳芬心动了，想收购过来。她考察已久，做了她眼中“历来最认真的市场调研，准备得非常充分，提交给董事会”。但在董事会上，还是被否决了。

　　董事会希望这个项目资本回报率要达到百分之十二，但光明给的计划，只能达到百分之八。项目虽然流产，但是董事会对待资本项目的态度却激发了王佳芬的思考。“这个世界上真是充满了钱，钱只能到最能使钱生钱的人手中。”

　　王佳芬开始了对资本的理解，认识实体经济之外的风景。这让她考虑钱生钱过程中哪些因素起作用，考虑光明什么时候能上市，能够筹措资本迅速发展。

　　这也是王佳芬和风险投资公司的前缘。“那个时候，我在想，我能不能成为这样的人。”

　　答案只有一个，是。

　　因为王佳芬相信，事在人为。之后，光明全国范围内收购的步伐还是动起来了。她说，“不去做是最简单的，你自己没出息可以，但公司怎么办，那么多跟着我的人怎么办呢？”

　　同样，在²008年进入风险投资领域的纪源资本公司，王佳芬依然相信事在人为。这次，她更多的是为自己而战，要在这个聪明人成堆、最能集中资源的舞台上挑战自我。

　　何况，这里也有她的老朋友卓福民。卓福民是王佳芬进入纪源资本的介绍人。他和王佳芬是¹990年上海市委党校第二期中青年班的同班同学，当时一个是上海市体改委企业处处长，一个是农场局工业处处长。结业后，卓福民继续在体改委，王佳芬去了牛奶公司当总经理，两人那时候经常讨论现代企业制度的话题。后来卓福民担任上海实业的CEO，作为光明乳业的战略投资者，常常和王佳芬交流。“王总很欣赏卓总，也很信任他。”

　　其实，在卓福民把王佳芬请进纪源资本之前，王佳芬和某家私募基金谈了几乎有一年的时间。后来，卓福民听到风声，赶紧过来游说王佳芬加入。

　　“企业家的财富就是经验，从一家上市公司的CEO跳出来帮助更多公司上市。”卓福民这样评价王佳芬对于风险投资公司的意义。

　　但王佳芬对资本行业显然不如乳品行业那么熟悉。

　　纪源资本公司内部一位人士向《中国周刊》回忆，“王总充满了像年轻人一样的特别旺盛的求知欲。”一个熟悉她的朋友透露，由于合伙人团队中，绝大多数是来自专业的投资领域，所以王佳芬自己感觉压力不小，不断地学习。她走到哪里，都带着本子，在交谈中遇到有价值的话语，会马上记录下来。据说，自从她从事风险投资行业以后，专业笔记做了好几本。

　　每周，有两天时间是投资公司开会，一次用视频和美国团队开，一次面对面地和中国团队开。王佳芬说，为此，要准备很长的时间，要搜集资料，但即使是这样，在每周例会时，她也不能对所有项目发表意见，“如果那样，把我所有的时间搭上研究也不够。”

　　王佳芬说，他们把我定位为更侧重企业管理方面。实际上，我在光明也并购了²0多个企业，有资本运营的经验。王佳芬笑笑，现在的资本运营和之前最大的不同之处是，我们以前收购是长久地拥有，这里收购是为了卖出去；这里不参与对方公司具体的管理，而我们以前是“你行你来，你不行我来”，光明本身有管理力量。

　　好像，做风险投资比起之前的光明老总来说，更自由更洒脱。

　　但要做好并不轻松，找到好的投资项目是成功的关键因素。曾经，为了说服一个项目业主，58岁的她自己订机票、订酒店，辗转上海、山东两地数次，几近一年。一位接近王佳芬的人士说，“对方开始对待她的态度并不热情，但是王总不放弃，不断给对方打电话，还放下身段上门拜访”，“王总以前在国企当老总，什么事情都有秘书来安排，但是现在，事事亲力亲为，很不容易。”

　　有人问王佳芬，为什么你不去轻车熟路的传统行业，退休后还要重新开始一个相对陌生的事业？王佳芬这样回答，“那样的舞台太小。”

　　君子坦率

　　王佳芬说话不含糊。她说，“我要表达我的观点，至于别人怎么看，我无所谓。”所以，喜欢她的人会很喜欢她，不喜欢她的人很不喜欢她。这点，她自己清楚。

　　在开例会时，对她感兴趣的项目，她要说出自己的观点。

　　早年在农场时，她知道农场正在和上海的钟厂谈一个联营合作项目，便主动请缨领衔挂帅。“我全然不顾别人说是‘充军’、‘贬职’的议论。”

　　在那个年代，对于农场的这个合资公司，上级领导给予的指导思想就是四个字，“不死不活”。王佳芬公开表示反对，“我不接受，什么叫做不死不活，要么好，要么不好。”说得旁边的同事一直看她，后来提醒她，“佳芬呀，你别激动，先保住你自己好吧。”

　　对于《中国周刊》这次采访，王佳芬起初并未同意。“我在资本领域积累不够，还没什么可说的。”一个相识她多年的朋友说，王佳芬是个内心简单、光明磊落的人。

　　不过显然，她这样的说话方式受到了某种挑战，“我家人说，我这样不行，方法要改，我就说，一把年纪了还要改，对自己家人还要绕弯子，没必要嘛。”她哈哈大笑。

　　实际上，王佳芬一度怀疑这样的方式。²005年，光明乳业郑州山盟公司“回炉奶”事件被当地媒体曝光，一时间，光明乳业被推倒了风口浪尖。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的一句，“全行业都有回奶罐”，让她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一时山雨欲来，王佳芬和光明处境艰难。

　　盈媒社国际公关公司首席顾问张中锋，到上海见了王佳芬。那天，王佳芬穿了一件深色的上衣，浅色的七分裤，步伐轻快，“跟我想象中的干练的样子比较符合。”但这只是表象，在交流了几句话后，真诚的王佳芬就流露出低落的情绪，之后说起危机事件，这位铁娘子竟然哽咽起来。光明的公关总监当时就坐在她身边，不断给泪如雨下的王佳芬递面巾纸。

　　不过，这已经是历史了。而今，王佳芬回忆起这次危机，早已语气平静。她说，这次事件没有改变她对事物本来的看法，但是对竞争的残酷性、尖锐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有这个经历是很好的一件事。不经过风浪，永远觉得一切很好。”

　　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坦率也绝不是无礼。张中锋认识王佳芬多年，而且比王佳芬小十多岁，但是他手机里，收到的来自王佳芬的短信，都是称呼他为“张总”、“您”。比如，她不会要求公司同事说，某某，你跟我去参加一个会议。而是会说，“小李哪，今天下午有空的话就陪我去参加一个会议好吗？”

　　唱歌也要拿金奖

　　别忘了，王佳芬是一个女性，即使是一个再次创业的女性，也是一位工作了几十年、退休后本该享受多彩生活的女性。

　　她从来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女强人。从年轻时起，她喜欢唱歌、跳舞，喜欢打毛衣，甚至能给儿子做漂亮的小西装。她曾经接受电视访问说，每天，不论多忙，丈夫的衬衫也由她熨烫好。

　　在漫长的岁月中，这些琐碎的爱好和习惯，有的已经抛弃，比如打毛衣；有的已无用武之地，比如剪裁衣服。但是唱歌是她多年来的爱好，一直留在她心头。

　　²007年，王佳芬当选为上海女企业家协会会长，她趁机组织了女企业家合唱团。现在，合唱团每周训练三次。不论王佳芬在哪里，她一定赶来排练，在低声部中唱得其乐融融。

　　合唱团成立第一年，王佳芬带他们唱到维也纳金色大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