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王国与大盗

       一个人的性格，会成为他今后命运的指针?吗？

　　乔布斯，一个私生子，在中产阶级养父母的宠爱下长大，自卑与自大的双重人格。他的理想主义是与强烈的领地意识，以及咄咄逼人的攻击性混合在一起的。

　　乔布斯早年的密友丹尼尔•科特克说：“史蒂夫心中总是装着他的苹果电脑。从更深层次上分析，他的成功是由于其内心总有一种深切的不安全感，正是这种不安全感使他必须出去闯荡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

　　事实上，在苹果电脑早期的发展中，沃兹的技术、马库拉的资本运作、斯科特的管理和乔布斯的远见几乎一样重要，但作为公司董事局主席，乔布斯的个人魅力，让他并几乎独享了上市成功后的光环。

　　随着创业伙伴们因为各种原因一个个隐退，他越来越认为自己才是“点石成金”的超级人物，可以将个人凌驾于公司之上。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分析，乔布斯的自我(ego)逐渐被本我(id)所控制，他一步步走向公司的对立面，终于被董事会放逐。

　　那个来自安徽小镇，独自闯荡大城市的青年同样拥有着强大的内心世界，激励他的是一种英雄主义情结。

　　对于以嬉皮士自居的乔布斯而言，电脑恰好是能帮助他释放旺盛的Libido(欲望)的媒介罢了，但对于史玉柱来说，电脑则是帮助他改变命运的唯一工具，否则他只能像刘震云小说《单位》里的大学生小林一样，过着按部就班的生活。

　　1984年，在乔布斯策划的那则著名广告里，苹果的女模特挥锤砸烂了“Big Brother老大哥”。在PC世界里，谁都知道“老大哥”就是IBM。

　　1990年，身高1米80、体重不到120斤的史玉柱给自己的新公司起了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巨人”，他宣布，巨人要成为中国的IBM，东方的巨人。

　　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2000多年前的刘邦，他在见到秦始皇车驾时的感叹，“大丈夫当如是也”。而另一个叛逆者项羽，说的是“彼可取而代之”。

　　这种自我赋予又被外界不断强化的使命感贯穿了史玉柱创业的前半程。熟读毛选，青年楷模，大跃进式的增长目标，军事化的企业管理，为自己为城市树立一座固化的丰碑??

　　终于有一天，这些使命变成了他再也承受不起的包袱，庞大的“巨人”分崩离析。三年后，在经历了对人性和环境的彻底反思，一次次自杀的念头和被追杀的恐惧之后，一个完全理性的、成熟的史玉柱回来了。

　　他彻底放弃了珠海时期的企业文化“做中国的IBM”，“这是非常害人的一个空想，制定了一个很虚的目标。新的文化很直白：“说到做到、只认功劳、严己宽人、敢担责任、艰苦奋斗。”这是在黄山太平湖，柳传志教给他的。

　　史玉柱不再把自己当成一个“知识分子”，他坦言“胆子越来越小”，“只做好商人必须做的事情”。在一个只有“锦上添花”没有“雪中送炭”的现实环境里，他找到了正确的生存策略。让企业永远保持充沛的现金流，负债率低于30%；只做高利润率又不跟政府沾边的生意；既然银行不肯借钱，就干脆参股银行；玩资本财技；跟有合法伤害权的媒体保持恰当的距离又给予充分的好处。唯一遗憾的是，他对创新不再有兴趣。

　　乔布斯在“荒野”中被放逐的时间更长。尽管他的坏脾气改变有限，但他学会了宽容和谦卑，知道怎么信任和授权给优秀的人；他学会了合作与开放，让微软入股，用英特尔的芯片，建立了iPhone(手机上网)开放平台。

　　无论乔布斯还是史玉柱，最终都通过克制本我，实现了自我超越(Superego)。

　　不同在于，两个理想主义的青年，一个变成了真正的商业梦想家，为了创造未来不惜调动一切资源；而另一个转变为纯粹而现实的商人，精确地计算着自己的付出与回报，不再做那些费力不讨好的?事。

　　其实，道德感与一个人的成功并无太大关系。

　　在硅谷，与乔布斯的天才同样闻名的是他的傲慢自负、喜怒无常、抠门小气、巧取豪夺、冷漠无情。如果乔布斯生在中国的话，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臣民社会”而非“公民社会”里，他的自大会惯坏他，人们会完全屈服于他的权威，听从他的指令，直到他最终把公司毁灭，就像牟其中、唐万新这些人一样。

　　但他生在美国，民主社会和资本主义机制里有种天生的“对冲”力量。董事会、股东大会、机构投资者像一道道紧箍咒约束着他。最终，乔布斯和苹果公司实现了双赢。

　　在中国，我们没有发明出一套“防火墙”的制度，能将创始人的个人行为、个人信用与企业分离开。于是，考察企业家自身的道德品质，变成了一件无比严肃又异常困难的事情。

　　相比大多数国内同行，史玉柱堪称私德无缺。他信守承诺、有情有义、高度放权、慷慨分利，在公司破产之后，其核心团队成员仍不离不弃，甚至拿自己的钱来补贴公司。而他二次创业成功后，主动还债两亿的壮举，也足以表率。

　　在后来的巨人集团内部，史玉柱甚至成功地创造了一个“民主管理”的小环境。他成立了七人执委会，任何决策都必须多数票才能通过。除了核心产品，日常人财物管理全部放手。

　　但史玉柱在现实的商业世界里扮演的却是一个“Big Brother”的角色，通过排山倒海的营销攻势，淹没一切反对声音。居高临下地制定规则，利用消费者的无知、贪婪与欲望，设计出各种赚钱工具。

　　史玉柱直言：“要一个商人又要赚钱又要宣扬道德，那不是商人，而是慈善家。”

　　而视道德为无物、几乎从未在慈善事业上捐出一毛钱的乔布斯，从iMac、iPod到iPhone，他所推动的一切都是在迎接“YOU”这个消费者主权的时代。过去唯我独尊的苹果，开始走向一种新的理念：用户要的不是技术，甚至不是电脑，而是利益的最大化和体验的最优化。这是不是“民主”精神在商业里的最好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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