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瑞林从小裁缝跌宕成就电话大王

　　过往故事已如烟云，但追随眼前这位睿智的商人吴瑞林，“商海沉浮，不进则退”的道理跃然纸上。引用吴瑞林自己的一句话：“我的人生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在跌宕起伏中不断总结和超越的。”但也正是这些风风雨雨、沉沉浮浮，才最终雕刻出一位淡定从容的吴瑞林。

       少年老成

       1952年2月17日，吴瑞林出生在福建泉州的一个农民家庭。吴瑞林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也是家中的第12个孩子。

        由于时代和家庭负担等原因，儿时的吴瑞林没有玩具，缺少宠爱，更多的是与同伴在田野中奔跑嬉戏。学业上，也由于家里贫困，又赶上文化大革命，吴瑞林上到小学五年级就辍学了。“童年的生活，没有什么可以过多提及的。”吴瑞林轻描淡写地说，作为一个“野孩子”，大自然旺盛的生命力和坚韧不拔的气质，可能是留给他最美的回忆、最深的教诲。

         但有个小插曲，让吴瑞林这一生都在津津乐道——他相信“人有三载烂”的说法。吴瑞林告诉记者：“小时候坐在田埂上休息，同村的世伯从田里砍来一根甘蔗，我砍了一截，却发现大部分已烂掉了。世伯就告诉我，甘蔗常常不是烂头就是烂尾，或者是中间遭虫蛀；其实人一辈子与甘蔗差不多，你年轻时多吃苦，才能有后福。”

          一根甘蔗，就这样教诲了吴瑞林。吴瑞林开始想，日子不能总是这样过，他不愿意总过着“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生活，他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泉州自古就崇尚经商，于是吴瑞林也很自然地加入这一行列。

          乡村裁缝

          可是，他能做什么呢？只上过小学五年级，没太多文化水平，也没太多经商经验。吴瑞林选择了一条最保守的道路，他去石狮拜师傅学裁缝。

          从师傅那学到一手好手艺后，19岁那年，也即父亲去世的那一年，吴瑞林有了自己的裁缝铺。他的拿手活是做中山装，一天一夜做一套，可得工费1.4元。赚钱虽少，但吴瑞林结识了形形色色的人，这为他的长远发展留下了空间。

          此后，吴瑞林不仅办起裁缝班，头脑灵活的他接着又投资兴建采石厂。22岁时，吴瑞林就成了村里的万元户，但一次意外的火灾把吴瑞林烧回成穷光蛋，一切又都需要从头开始。倔强的吴瑞林开始寻找各种发财机会，那时的吴瑞林贩过手表，贩过布，包过工程，真可谓什么赚钱就做什么。因此，吴瑞林还创下在“不法户学习班”连续长达83天的学习纪录。

          吴瑞林的二儿子吴志忠谈起父亲的经商经历时，如此说道：“我父亲这辈子，干过太多的事情。成功事件和不成功事件的比例是2：8。”吴瑞林亲身验证了“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这句话。

          服装厂长

          1980年，吴瑞林的事业终于有了新起色，他牵头兴办了镇服装厂“安海工业服装公司”，这时比全国兴起承包风还要早整整一年。

           镇服装厂主要加工风衣及西装，客户以东北及港澳为主。凭借诚实的信誉和可靠的质量，吴瑞林挣到不少钱，也学会了怎样管人和哄客户，并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富商。记者了解到，那时，吴瑞林的三个孩子都是穿着最好最干净的衣服，被老师安排和镇长、书记的儿子坐在一起。

           可惜好景不长，1985年下半年，一位被视为合作得很好的台商交付了一批冬装定金后，吴瑞林便采购原材料，组织工人不分昼夜加班加点赶制。可整个冬天过去了，台商却杳无音信，数十万元的产品只能积压在仓库里。

           这单生意被骗后，服装厂摇摇欲坠。祸不单行，几个月后，国家开始严厉打击走私，没有了低价原料的支撑，服装厂被迫停产，吴瑞林欠下20万元的银行借款和10多万元的工人工资，再次陷入困境。对于这段经历，吴瑞林坦言，“那真是个沉重的打击。我那时才刚刚30岁出头，但觉得自己仿佛一下苍老许多，早晚有债主登门，四处是讥讽的目光。”

           无奈之下，1986年的年三十晚上，吴瑞林带着妻子和三个孩子，悄悄离开故土，从泉州至厦门，再从厦门辗转至深圳。“那个夜晚，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我肯定会回来的。”吴瑞林还是自信的，他相信凭借自己坚韧不拔的毅力和灵活的头脑，他会卷土重来。

流亡倒爷

           在深圳，吴瑞林进入创业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他找到了事业的基点，接触到产业前景无限的产品———电话。

            刚到深圳，吴瑞林先是给老乡打工，有过厂长经历的吴瑞林被委以玩具电话机厂车间主任的职位。“在电子厂里，我如鱼得水，作为中层骨干，一个月可拿3000多元的工资，妻子也被安排在工厂打扫卫生。”吴瑞林的日子过得逐渐殷实起来。

           但真是“性格决定命运”，不安分的吴瑞林又开始寻找新机遇。当看到工厂订单有限、车间不能满负荷工作的状况后，他灵机一动，向厂长提出承包经营，“我对厂长说，在满足工厂订单的情况下，酌情另接订单，充分利用闲置设备。能给工厂带来额外效益，厂长当然高兴。”

           令厂长始料未及的是，年终结算时，除工厂获得大笔利润外，吴瑞林个人的收入按合同计算突破了39万元。39万，在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不小的数额。吴瑞林的“突出”引起厂里一些人员的内心不平衡，于是期限三年的合约被撕毁。吴瑞林下岗了，他再一次陷入窘困。

           为了谋生活，吴瑞林开始靠倒腾电话机配件度日。吴瑞林回忆那段日子说，因为缺钱，大儿子早早弃学，帮助父亲赚钱养家，支持两个弟弟学习。吴瑞林对记者说：“儿子们也曾埋怨我，为什么没能让他们好好念书，拿个文凭。可那时候，我没有任何精力照顾孩子，妻子也没什么文化，加上他们又贪玩，自然没有好好念书了。”

           吴瑞林的日子终于在1988年出现转机，浙江有家喇叭厂准备在深圳设办事处，吴瑞林说服厂领导让他全权代理。在销售喇叭的过程中，吴瑞林与电话机厂、录音机厂取得更多的联系，生意开始慢慢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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