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传志：企业家要有社会责任感
作为中国第一代企业家的代表，他提出的“贸工技”路线不仅将联想从中国科学院下属的一个院办企业发展为今天横跨PC、IT服务、风险投资、房地产、并购投资等五大领域、年收入超过100亿美元的投资控股集团。
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一步，或许联想和柳传志本人都已经像很多曾经风光一时的企业和企业家一样，成为一个历史性的话语；更为严重的是，“贸工技”所形成的路径依赖也可能因此成为一个阻碍中国企业持续做大、走向国际和自主创新的替罪羊。
也正是从这时起，作为第一代企业家代表的柳传志开始向新一代企业家转型——其特点是更加注重各种能够让实现企业基业长青的因素，比如技术研发、国际化、资本市场、人才激励机制等等。
或许，这些正是“柳传志”这三个字长盛不衰的秘密所在。而这一切正好应了一个很时髦的词：与时俱进。从这种意义上看，柳传志便首先是一位环境感知的大师，其次才是一位受到广泛尊敬的企业家和投资家，他也不仅是一位代表过去的企业家，在他身上也体现着未来典型的企业家身上所应具备的元素——尽管联想集团的国际化离最后的成功还需要克服一些困难，并且评价他作为一个投资家的成绩现在也还为时过早。
《中国企业家》：您这20多年的商海生涯主要经验是什么？
柳传志：我这些年一直都在做这样的事，制定一个比较高的目标，分成阶段，每个阶段又分成许多子目标，然后一步一步脚踏实地把这些目标实现。（沉思片刻后）平常我的谈话都围绕这些：别把长跑当短跑；要有理想而不理想化（要树立远大的目标，并且根据实际情况分成若干阶段实现）；退出画面看画（牢牢记着根本目标）；一眼看到底（也是要把目标牢牢记住）；要把土夯实。具体怎么总结，你们帮我做吧。
《中国企业家》：那是什么动力引导您这些年前进？
柳传志：最初就是为了实现自我价值，（在中科院）憋得太久了，希望看自己能做得怎么样，那时重管理权而轻所有权，后来中科院实行一“院”两“制”，鼓励高科技产业化，这又成为我的理想，再后来就想着要为民族争光（1994、1995年），要打败国外企业，分拆后从制造业到投资业，现在希望实现产业报国的理想。
《中国企业家》：为了成功，期间有没有和环境妥协过？今天回想，有无为这些妥协后悔？
柳传志：成功需要妥协。在加入WTO之前，在把计划经济部分转向市场经济时，老的政策规章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但它存在着，违法的事情本身有的时候就是符合形势需要的，如果你完全按照它的规定，企业也就不能发展了。比如1987年的时候发奖金，当时凡是奖金超过月工资的3倍，就交300%的税，我们后来采取了“和稀泥”的做法，没有交，要不然公司没法发展（声音渐渐大了起来），但后来还是被发现，被罚了9万多，87年做的，88年被发现。我没有感到什么惭愧的，因为没过几年就变成所得税了。
还有就是人民币与外汇的关系：当时规定是必须到换汇机关换，但国家不给，就形成了黑市，于是我们必须倒换，来进口元器件，但是必须买，国内没有，必须到黑市换。我们如果不买走私的元器件就没有，但当时是买私等同于走私，（1991年前后）被发现了，被罚了300多万元。但是心里觉得不公平。还有一次1987年，海淀物价局，说我们汉卡定价过高， 要罚我们100万，当时的100万和90年100万不是一个概念。后来我们再三解释，后来请来请院里领导出来协调，还是被罚了40万，当时我的其他同事气不过，一定要召开新闻发布会，把这个事情公开，被我拦住了。没有是么不讲理不讲理，我现在对这个事情还耿耿于怀，它不抓四通，科海，等，因为四通是他们的亲儿子，后来胡昭广（前北京控股董事长）办开发区后，就一视同仁了。要是理想化，你就要讲理，告状，最后企业就不用干了。他采取的是元器件价格乘以两倍或三倍，但对人本身的创造却不考虑，包括企业家的作用。这个妥协很成功，我的行为不要太出格，不为个人谋利益，而是为了企业。
还有一个妥协是当时办香港联想时，我们跟投资者有妥协，后来公司做大了，我们的话语权大了，也就把公司买回来了。
归根结底是要牢记大目标，把企业办起来，到达目标的途径可以有不同。我的妥协总体还是成功的。多数的企业家垮是不适应大形势，环境变了不适应环境变化，比如最近汇率变了，再是行业变了，比如胶卷。华录也是受到DVD冲击，四通打字机，再是竞争对手，比如大的国外竞争者进入。应变能力不够表现在一是制定不出正确的战略，二是没有很好执行。
《中国企业家》：这种妥协在后来很多被作为企业家的“原罪”而加以清算，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柳传志：的确有很多企业曾经利用当时的形势发了一把，但也有一些把钱存下来，洗手不干了，现在又找到了新的正当的机会，有的花掉了，或者用在不正当的地方。我还记得1992年前后，联想搞广东惠阳工业园，当时正是卖地高潮，当时很多的房地产开发商大发了一笔，但今天只有极个别还活着。
我建议国家不要再去找第一桶金的问题了，现在还在说“原罪”是不合理的。像联想这样完全凭着自己的知识去发展到今天的少之又少，都要走我们一样的路，那企业别做了，况且即便是我们也有妥协的时候，也有不干净的时候，要追究起来那没有企业是好的了，所以不应该再去追究第一桶金是怎么来的，而是看它把这些钱用到了是么地方，要追究也应该有个时间点。
《中国企业家》：您觉得这个时间点定在何时比较合理？
柳传志：我觉得准备加入WTO前后是个时间点（把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比较走入正轨的时间，也就是97、98年，当时是中国决定要加入WTO前后），之前的全部清零了就是。
《中国企业家》：“贸工技”在联想在早期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现在您是如何理解这一路线的？
柳传志：它在当时的阶段非常重要，指的是一个科研企业，它自己有科研的底子，但并不是从一开始就从科研入手，它还是要从贸易入手，因为它没有资金，对市场也没有什么概念，只得先做点倒买倒卖的事情；现在市场成为一种常识，也有了风险投资公司提供资金，另外有专门的职业经理人来帮助科研工作者管理，因此可以一步直接进入主题——现在我是通过投资在做技工贸。
《中国企业家》：您什么时候会完全退下来？还是会像王永庆一样一直干下去？
柳传志：我总是要一步步退下。我的理想是把联想办成一家没有家族的家族企业。家族企业有很多不好，但好的大于不好的，它的事业有人继承，国外的经理人制度在事业心上不如家族企业，但家族企业不好的地方是任人惟亲。我希望结合它们两点，让接班人把它当事业来接。现在的5个年轻人都认为联想是个事业，接下来是如何从架构和规则制度上去激励他们。
我现在还不能退，还没有完全实现这点，后面还有动作，比如法人治理结构，股权关系，我现在在这个公司里有2%点几，杨和郭有一点，但其他人还没有，我希望要四五年实现。
但我绝对不会学王永庆先生。我曾经说过，如果联想需要我我也需要联想时，我会继续做，但当只有我需要联想而联想不需要我时，或者别人比我做得更好时，我会退下。
《中国企业家》：对接班人固然可以要求事业心，但在今天职业化和国际化的环境下，如何还能要求员工也具备事业心呢？比如我们采访现在Thinkpad的经理人时，他们还觉得工作只是工作，上升不到事业的高度。
柳传志：这的确是个问题，我也没有想出办法。当一个企业的文化成为一个跨国公司的文化时如何去解决，我也没想好，控股和其他公司可以把产业报国当作理想，但联想集团如何去做，还没想好，但在联想控股必须是铁打的营盘，在联想，这些人他们一个阶段可以把你作为一个实现自己的阵地，但你要把他们完全扭成跟你一样，是不现实的。如果也要变成这样，联想是不是就变成一个二三十年的公司？联想集团目前的问题是，先要把这个公司做好，但未来能不能成为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榜样，还必须看中国人在里面是不是起关键性的作用。
|
相关阅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