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升昌：银行“祖父”的盛衰史

　社会学大师马克斯·韦伯曾经断言，中华帝国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土壤不可能诞生出资本主义。然而，明清时期纵横海内的山西商人，差一点就打破了这一预言。他们创造出中国商业的奇迹，“日升昌”票号就是晋商发展到顶峰的标志之一。当时的山西票号，建立了令世人瞠目的金融帝国。票号的治理结构，几乎会让今天的股份制公司也感到逊色三分。票号云集的平太祁三县（平遥、太谷、祁县），地位和影响犹如当今的华尔街。但是，日升昌终究未能脱胎换骨变成近代银行，这似乎又在验证着韦伯的说法。日升昌，堪称中国传统企业的一个缩影。

　　“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

    从明代开始，晋商就已经扬名天下。从余秋雨的散文《抱愧山西》，到成一的小说《白银谷》，再到电视剧《乔家大院》，唤起了人们对晋商昔日辉煌的追忆。实际上早在这些文学作品进入大众视野之前，金融史专家和商业史专家就已经对晋商和票号有着多方面的探讨。据说，西方的金融专家把山西票号的首创者日升昌称为“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这句名言出自何人已经无从查考，但是，在英语中，把票号翻译为“shanxi bank”却是千真万确的。沿着历史长河追溯日升昌的兴衰，会发现许多既有趣味又值得思考的事情。

    晋商的兴起，得益于明代的“开中法”。所谓“开中”说简单点，就是政府实行食盐专卖，用供给商人的“盐引”（就是现在的专卖指标）来换取商人向边境要塞运送军粮，商人又用马和铁换来食盐，再把茶叶丝绸运到北方换马。一担担食盐贩向各地，一车车粮食运到边疆，一群群马牛转卖关内，一箱箱茶叶运销塞外，随之而来的茶马贸易兴盛起来（茶马贸易的内涵不仅仅是以茶易马，而是强调这种贸易的农牧边贸性质）。《乔家大院》的真实开创者，就是一个从当铺伙计起步、进行这种茶马贸易而发家的祁县人乔贵发，他在包头开设的商号复盛公，是包头城的奠基者，从复盛公开始，包头渐具规模，并引出了一句广为流传的俗语：“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

    创建了包头城的复盛公只是晋商的一个缩影。在明清两代，北到莫斯科和海参崴，南到河内和加尔各答，东到大阪和长崎，西到喀什噶尔和伊犁，到处都留下了晋商的足迹。仅在中俄贸易重地恰克图一城，晋商就有著名商号30多家。按照清朝人的记载，“所有恰克图贸易商民，皆晋省人。”日升昌的故事，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由颜料坊走出的金融巨头

    凡是看过武侠小说的读者，都对“镖局”有个大致印象。明清时期，流通的主要货币是白银。做生意尤其是大笔生意，成千上万两白银，运输风险极大。当时又没有现代化的运钞车和全副武装的警察，于是，镖局的业务红火起来。无论是带大量银子的商人出门，或者带着赚来的银子回家，都少不了镖局保驾护航。但是问题也就接踵而至，在太平盛世走镖，面对的只是些小打小闹的蟊贼，一般不会出大乱子。但是中国的太平盛世过于稀缺，呼啸绿林的土匪和打家劫舍的强盗，极大地增加了货币运输成本。按史书记载；“盖沿途不靖，各商转运现银，时被劫夺。虽有保镖武士，一遇多人，则寡不敌众，运转于是不灵。夫银钱之收交，关乎商家之信用。乃萑苻多盗，梗塞路途，银钱之收交爽期，商家之信用将堕，为各商所深忧。”这一背景下，商业汇兑就被精明的商人盯上了。日升昌就是这样诞生的。

    山西平遥县达蒲村有个生意人李正华（也叫李二梅子，还有资料说叫李大全），继承了家业，经营颜料，家传有一座名叫西裕成的颜料庄，主营铜碌，在北京、天津等地都有分号。他有个朋友，赚了一大笔钱，但当时兵荒马乱，这个朋友不信任镖局，就给李正华提出，把他的钱存在西裕成的北京分号里，再由李正华出具票据，回到山西平遥的西裕成总号去兑现。当时，西裕成的掌柜是雷履泰，他受这件事的启发，看到了里面的商机，极力劝说东家干脆放弃颜料生意，把颜料庄改成票号，借助于历史上的交钞经验。进行银钱的异地汇兑，以收取汇费获利。当时把汇费叫汇水，大大低于保镖运送费用。由此，日升昌正式诞生了。

    票号的最初成立细节，今天已经模糊不清了，我们暂且不去管它，甚至包括日升昌的开业时间，不同资料也有多种说法。出身于山西平遥，以治学严谨著称的当代学者侯外庐，在他的《近代中国社会结构与山西票号》中记为1796年；民国时期专门调查研究山西票号的范椿年，在《山西票号之组织及沿革》中记为1797年；而同为民国学人的郑孝燮和任致远，在他们的《名城平遥专题考察研究报告》记为1824年。具体时间，只能由专家们去考证了。因为雷履泰生于1770年，考虑到他的学徒出身和掌柜经历，恐怕1824年的说法比较接近情理。今天的山西学者，根据相关史料和碑刻推算，认为日升昌的成立时间在嘉庆二十四年之后，道光十八年之前（1809~1838年）。

取名日升昌的寓意，是期望票号生意如旭日东升、繁荣昌盛。平遥日升昌总号的对联，也显示出这种气派：“日丽中天万宝精华同耀彩，升临福地八方辐辏独居奇。”很快，日升昌就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发展起来。

 独具匠心的平色和汇票

    日升昌是第一家晋商票号。票号业做为一个新型行业，在当时既没有现成的规制，也没有成熟的模式，雷履泰作为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必须在实践中摸索和创造。而当时摆在他面前的有两个难题。一是汇兑标准，二是汇票防伪。

    关于汇兑标准，这在纸币流行的今天不存在问题，而在清代却是难题。当时流行的货币，有银两，有铜钱。各地银两和铜钱的成色不一，份量不一。一直到民国，人们拿上银元还要吹口气听听响声，这就是在辨认成色。在日升昌营业期间，南京的顷化银含银量达97.3%，而上海的豆规银含银量只有73%。于是，在南京票号存100两银子，到上海兑现就可能要支付110两。而这一兑现标准，必须兼顾客户的满意程度和票号的赢利比例，要害在于公正与利润兼顾。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在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博弈。票号既然专门做汇兑生意，就必须要在公平上做足功夫，不然就没有客户上门；同时又要保证自己的赚头，不然铺子就得倒闭。这就需要一个统一的汇率标准。用不同汇率来保证各地银两成色的平均，即“平色”，平色兑现后给票号留下的赚头，叫“余利”。雷履泰的一大贡献，就是确立了当时“平色余利”的恰当标准。恐怕他自己在制订这个标准的时候也没有想到，在后来日升昌的发展中，仅仅“平色余利”，就一度占到票号总盈利的四分之一（票号的利润，主要有三大部分：利息、汇水、平色余利）。用现代银行业的术语来表达，这就是典型的套利业务（arbitrage）。

    关于汇票防伪，这在今天也是难题。日升昌的汇票，由票庄自己印刷制造。一旦出现假汇票，票号就会遭受信誉和经济上的双重打击。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票号对汇票的印刷和安全性要求颇高。当时所采用的防伪技术，有密押、背书、微雕等方法，更有甚者还采用了水印技术。票号上的密押，类似于密码。现存的档案资料中，就有用“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细视书章”十二个字来分别代表一年中的十二个月。过一段时间换一次密押。而这种严密的防伪技术，为日升昌创造出了一个神话：在它的百年历史上，居然没有发生过一次被误领、冒领的现象。解决了防伪问题，才能取信于社会，创造“一纸汇票，汇通天下”的奇迹。

　票号的企业结构和治理

    以日升昌为代表的票号，形成了一套独具中国特色，又与现代企业制度相近的企业结构和治理方式。其中最主要的，包括两权分离、“顶身股”、严格号规、“酌盈济虚，抽疲转快”等制度架构、管理方法和运作模式。这些制度的源头，大都起自雷履泰。当然，雷履泰也不是凭空创造，而是依赖于晋商在做生意中日积月累形成的制度体系和常规习惯。

　　两权分离

    “两权分离”似乎是现代企业的起点，然而，考究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日升昌推行的两权分离体制几近完美。那么，我们就有必要进一步深究。日升昌的“两权分离”同现代 企业的“两权分离”不同处在什么地方。

    起码从明代开始，晋商在经营实践中就形成了“东伙合作制”。所谓“东”，就是资本所有人，俗称财东；所谓“伙”，就是经营合伙人，俗称伙计。东伙合作的缘起，在于有资本者未必有经商能力，而能经商者未必有本钱。正是东伙合作，奠定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体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从东伙合作制形成之日起，“企业”就已经诞生。

    到日升昌时期，票号的组织结构为三种人：东家、掌柜、伙计（这里的伙计，是后来对学徒和伙友的俗称，不包括掌柜）。东家相当于董事长，大掌柜以下，全部是东家的雇佣人员。掌柜又分为不同层次，习惯上称大掌柜、二掌柜、三掌柜等等，掌柜统领伙计从事具体经营活动。东家是出资人，其职责只有两项，一是掏银子，二是选掌柜。可能是由于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积累而形成的惯例，晋商在所有经营活动中，东家一律不准插手，甚至连学徒都不能推荐。电视剧《乔家大院》的一个重大缺陷，就是给东家赋予了想象中的经营决策权。试想一下，如果东家具有杰出的经营能力，大掌柜就是多余；而如果东家缺乏经营能力，插手经营事务只会添乱。所以，久而久之在晋商中就形成了一条虽不成文却人人都必须遵守的规范——东家不过问经营事务。只有出资人不插手经营，才能保证企业正常运作。甚至为了保障掌柜的权力，晋商还形成了不允许“三爷”进票号的规矩。所谓“三爷”指东家的“舅爷”、“姑爷”、“少爷”。显然，如果允许“三爷”插手，那么，小舅子就可能上演出“外戚专权”，女婿就可能制造出商务“倒插门”，儿子就可能炮制出“逼宫戏”。其中的关节窍道，值得今人好好思索。电视剧《乔家大院》中的乔致庸，被描写成了东家和大掌柜一身二任的角色。笔者以为，这恰恰是现实中的企业两权不分在文学作品中的折射。历史哲学家克罗奇声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诚哉斯言。关于日升昌的资料中，大掌柜雷履泰甚至以后的历任掌柜都记载翔实，而东家李氏的记载则非常简略，也说明了这一事实。“董事长兼总经理”，早在票号时代就已经被否定。

    当然，作为东家，大笔银子出手，还不能介入经营活动，如何保证自己的利益不受损？这就靠东家的眼力了。当打定主意出资时，东家惟一要重视的，就是大掌柜的选择。选对了大掌柜，你就等着拿银子；而选错了人，你就等着亏血本。异常隆重的大掌柜聘任仪式，同帝王拜将差不多，摆酒席，请中人，盖红印，画字押，反映出东家对大掌柜的全权委托。所以，东家的标准形象，不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更不是精打细算扒拉着算盘珠子不放手，而是披着大氅拿着水烟袋悠哉乐哉。大掌柜一上任，就具有独立的经营权。其职权之大，可能会让今人瞠目结舌。比如对资本的运用，对人事的安排，东家一概不能过问。不仅如此，为了不影响掌柜的经营，东家不能在票号里借钱，即使到票号视察也不能在号里过夜。可以说，大掌柜是整个票号发展和赢利的最为关键所在。而这种经营权威，也为大掌柜施展才能提供了制度保证。这种体制，恐怕会使我们当今的那些“小媳妇”型经理人羡慕不已。

    大掌柜是票号经营管理的最高领导，全权处理全号内外事务，从选用二掌柜、三掌柜和伙计，再到资本运作和具体业务安排，一概都是大掌柜的事情。既有决策权，又有执行权，包括内部制度的制定与执行，人员的选用，分号的设立与管理，资金的调度与运作，以及各种大大小小的商务决策。所以，晋商的东家几乎都是一个模样，而大掌柜却各有特点，有雷厉风行者，有谨小慎微者，有出奇制胜者，有重视细节者，不一而足。大掌柜下设二掌柜，通常职责是协助大掌柜处理全号事务，尤其是内部制度的实施以及员工考勤、生活安排和生意操作等等。大的票号，还有三掌柜甚至四掌柜，协助上一级掌柜工作。这些掌柜们，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高级管理层，是票号管理团队的核心。其中的“一把手”就是大掌柜。

    日升昌为了适应在全国甚至在外国开展业务的需要，在总号之下设立了大量分号。分号的设立由大掌柜决定，人员由总号派出。所有分号不独立从事业务，其业务一概由总号调度，所以，也不单独考核分号的业绩。从整体上看，票号是以大掌柜为中心的垂直式集权组织模式。分号只是总号的分理店，完全不同于今天的子公司或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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