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岁的侯为贵也许不会想到，他一手创立并掌舵超过30年的中兴，会在自己退休两年之后遇到成立以来的最大一次危机。

当地时间4月16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因违反美国规定，将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国的中兴通讯销售零部件、商品、软件和技术，时长7年，解禁时间为2025年3月13日。

根据外媒公布的制裁禁令，美国商务部除了禁止美国厂商向中兴销售零部件，还禁止他们向中兴提供任何技术服务或技术支援。

受此消息影响，17日早间，中兴通讯（000063.SZ，00763.HK）AH股同步停牌，并在公告中表示，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已经激活拒绝令。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紧跟美国的步伐，于17日也发出通知，警告电信行业不要使用中兴的设备和服务。

这次事件是中兴与美国政府多年纠纷的一次最严重发酵。

时间回到2016年3月8日。彼时，美国商务部指控中兴通讯涉嫌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出口管制政策，对中兴通讯以及其旗下3家子公司列入管制名单，对其实行禁运并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通讯销售产品。

在随后的一年时间里，中兴向美国政府提出和解。美国政府派遣第三方调查机构进驻中兴，展开调查。直至2017年3月，中兴认罚，除了向美国政府递交了8.92亿美元罚款以及3亿美元的暂缓罚款；它们还需要对公司内部进行相关整顿，比如解雇相关高管等。

根据现有协议，中兴承诺解雇4名高级雇员，并通过减少奖金或处罚等方式处罚35名员工。然而美方日前披露称，35名员工的处罚并未如约执行。

这成为了本次美国政府进一步责罚中兴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当下，中兴通讯被制裁显得格外惹眼。很大程度上，这已经不是一起孤立事件，而是牵动到了中美两国在政商领域的深层博弈。

也许是为了寻求来自上层的协助，侯为贵于近日匆匆赴京，随行的还有现任中兴董事长殷一民以及现任中兴总裁赵先明。他们正试图挽救中兴于水火之中。

事件后续走向，已经不光是个人能够左右的了。

黑天鹅降临

事实上，在中兴通讯一个月前发布的2017年年报中，其靓丽的业绩表现，近300%的利润增幅，使得市场对中兴通讯曾充满了希望。

报告期内，其营业收入为1088.82亿元，同比增长7.49%。净利润的增长近乎翻了三番，达到了45.68亿元。现金流也由2016年的52.6亿元增至72.2亿元，增幅达到了37.26%。资产总额增长了1.64%达1439.62亿元，负债率则下降了2.16%。

这是中兴通讯近年来业绩最好的一年。

在其1088亿收入中，除了中国地区占比56.94%排名第一之外，欧美及大洋洲的营业收入为273.04亿元，占到中兴通讯营收的25.09%，同比增长22.07%，排名第二。

中兴在年报中表示，2017年，中兴在国内继续保持4G第一阵营的同时，积极布局5G，有线领域OTN、核心路由器等核心产品在国内三大运营商的市场份额得到了提升; 2018年，本集团将围绕“2020 战略”，坚持核心技术自主创新，持续加大5G等核心产品研发投入，以强化产品竞争力和提高市场份额。

然而，美国的制裁，使得中兴通讯原本明朗的前景变得迷雾茫茫。

中兴通讯作为一家涉足内地与香港市场的上市公司，其与美国的贸易冲突无可避免的将会影响到其股价。

“中兴的股价会有下行的压力。”中银国际董事总经理孟昕告诉界面新闻记者，”中兴现在跟美国的交涉是政府在主导，是政府层面的一个交涉。具体政府层面的变化很难猜测。停牌如果能停到政府之间多少有一些谅解，或者能达成某种协议的话情况的话，对于中兴就可能没有这么大的影响了。”

遭遇制裁的中兴，其盈利的风险在上升。依据股票一般市场定价原则，稳定的白马股会被市场赋予较高的估值，但有相同盈利数据的其他公司，估值会相对较低。”从市场来讲，市场对公司盈利风险的上升一定会给一个价钱，市场会把风险考虑在定价里，所谓盈利的不确定性，就是风险。”孟昕表示。

事已至此，继续围绕“谁对谁错”这一话题来进行讨论意义已经不大。更重要的是，大棒挥下已成定局之后，中兴是否又有办法能够逃出美方的制裁五指山？

不少分析人士对此持悲观态度。

“某种程度这属于再犯，”一位海外分析师告诉界面新闻记者，“中兴还处在美国政府的观察期之中，结果现在又被发现虚假陈述。这已经是一件不可接受的事情。”

另外，从美国的角度出发，制裁中兴也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巧妙”的选择。

根据腾讯科技的报道，目前中兴通讯占全球电信设备市场约10%的市场份额。而在美国市场，中兴也依然是有一定市场地位的中国电信科技企业。

“以手机为例，中兴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还是相对比较高，大约在10%左右，还算是主流厂商之一。”第一手机界研究院院长孙燕飚告诉界面新闻记者。

市场调研机构Canalys的数据则显示，在2017年第三季度美国市场中，中兴的市场份额达到15%，排名第四，位于苹果、三星和LG之后。可以说，在国内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美国市场已经成为了中兴手机的一个重要落脚点。

只是，中兴手机目前在美国所销售的，还是中低价位段的机器，在高端机器中竞争力相对有限。这种产品对于美国的主流零部件厂商，如高通等的依赖程度也相对有限。

“现在全球范围内，高端机型之中相当一部分的零部件都要依赖于高通这样的美国厂商；如果美国选择对华为、小米这样的品牌下禁售令，那么高通可能第一个就要跳出来反对。”孙燕飚认为，这次美国政府制裁中兴，对自身的科技企业带来的影响相对有限，并不会造成“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结果。

这意味着，中兴成为了美国对中国采取贸易限制手段的一个最好对象。

“由于美方居于主动地位，中兴通讯几乎没有太多的反制措施。”独立IT分析师付亮认为。他表示，即便是美方最终能够禁运处罚，前提也是中兴对涉事员工进行足够的追加惩罚，甚至补交罚金，代价同样不小。

互联网分析师梁振鹏则认为，本次制裁中，中兴与美国的和解将会非常困难；能否和解的综合因素，在于美国政府的态度和美方对贸易政策的考量。

灭顶之灾

在制裁基本已成定局的情况下，中兴很有可能将面对一次“灭顶之灾”。

“没有办法从美国获得元器件的话，中兴受到的打击是巨大的。”孙燕飚认为。

不少中国电信厂商在元器件上极度依赖美国企业的供应。国金证券的研报指出，根据美国半导体协会（SIA）、国际半导体贸易统计协会（WSTS）的数据，2017 年，全球半导体总销售额 4122 亿美元，其中美国半导体企业销售额高达1890亿美元，在全球占比高达46%；而在中国市场，美国企业的市场占有率达到51%。

工信部赛迪智库2016年4月发出的一份报告中提到，中兴的主营业务，包括无线网络产品、光传输产品、数据通信产品、手机终端产品等，对国外芯片依赖严重，涉及的公司包括英特尔、博通、Acacia、高通、Xilinx等等。

根据报告的说法，中兴全线产品基本依赖于海外厂商提供的芯片和光模块。即便是在中兴微电子占优的领域，也只能够支持主控芯片的自主配套。很多时候，中兴还是要依靠英特尔、Xilinx这样的厂商提供FPGA芯片或者芯片设计EDA工具的支持。

报告之中的一份统计显示，在2014年，中兴的主要芯片和模块供应商中，博通/Avago是其最主要的合作对象，当年中兴从后者共采购芯片13亿美元，占其总采购额的22%。

而从地区上来看，美国自然也成为了中兴采购芯片的最主要来源。2014年，中兴合计从美国上游厂商处采购了31.08亿美元的芯片，占据了其全年总采购额的53%。

至于目前，联讯证券的研报显示，美国企业主要为中兴供应关键器件，这些器件国产化低、附加值高，部分产品甚至处于垄断地位。其中，外来元器件占比60%以上，美国企业至少占了一半；基带处理器中，高通占据了40%市场份额；旗舰手机中大部分终端厂商采用了高通骁龙处理器;基站处理单元 的 FPGA 中，Xilinx 和 Altera 占据了 90%以上市场份额。

此外，即使是软件系统，中兴也有可能受到影响。目前，中兴手机采用的安卓系统来源于美国谷歌，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谷歌方面依然在和中兴讨论继续合作的可能，目前双方依然还没有达成共识。一旦谷歌选择停止为中兴提供手机服务，那么中兴的手机业务也很可能在短期内陷入全面瘫痪。

这意味着，无论是传统的电信设备，还是针对消费端的手机产品，中兴都将面临极为严重的供应链危机。

上述海外分析人士表示，就算中兴自身能够保证短期的零部件存货，但一旦制裁持续的话，中兴的业务无疑会在长期受到影响。

国金证券分析师唐川则指出，中兴通讯约有20%至30%的元器件，包括基带芯片、射频芯片、存储等，都由总部在美国的厂商供应，在禁令被立即执行的情况下，目前暂时没有国产厂商能够提供替代品。商业杂志《福布斯》甚至评论称，中兴可能在未来几周内申请破产。

根据中兴2017年的财报，中兴在2017年的原材料存货价值为50.48亿元，大约占到了当年原材料采购总额580亿元的8%。换言之，中兴的原材料库存和往年一样，保持在了一个月左右的水平。

如果中兴无法和美国政府达成共识的话，即便是加上其他渠道的存货，中兴也很可能会在两个月的时间内弹尽粮绝，加上潜在的30%产品延迟交付违约金，中兴的破产实际上并非危言耸听。

吃力不讨好的芯片行业

对于电信行业来说，这次中兴的被制裁事件无疑是一声惊雷。“中国IT企业应积极寻找美国供应商的替代者，且不局限于中国企业，这应该是一个长期战略。”付亮说。

但即便如此，在现在的商业环境下，国内厂商自己发展芯片业务，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一位在美国攻读模拟电路芯片专业的大学生给界面新闻记者算了一笔账：对于他们而言，如果转去从事计算机行业相关的工作，在加州一般能够获得50美元的时薪；但如果还是坚持做模拟电路，时薪一般在35-40美元。

“中国在上个世纪硬件发展的时候没有跟上节奏，现在已经是软件的时代了。对美国的学术界来说，芯片已经属于夕阳产业，即便中国想跟上步伐，送出很多学生去美国学技术，但这些技术要么被大公司垄断，要么已经没有科研价值。学生只能转专业去学计算机。”这名学生感叹道。

事实上，在互联网的大潮下，对传统的硬件行业失去兴趣的，不仅仅是美国学术界。

4月18日晚，在中科院举行的中国计算机学会青年科技论坛上，北京交通大学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副院长李浥东就表示，不少学生在联系他时，大多表达了对于机器学习、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方向的兴趣，对于硬件等底层技术，已经鲜少有人问津。

“学生的预期和市场的情况息息相关，不同专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太大了，等到现在开发的芯片用完了，未来10年以后，我们的芯片靠谁开发？未来想赶超美国，赶都赶不上了。” 李浥东说。

在这样的背景下，后来的厂商想要布局芯片行业，首先要面对的就是人才方面的缺口。

芯片行业的投入和产出在短期内不成比例一事，未涉世的学生能看到，企业的管理者们更能够看到。对于他们而言，除了找不到合适的人才之外，投资芯片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收益是可以预期的吗？

根据AI财经社的报道，多年之前，中兴和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共同建立了中兴集成电路，在全亚洲最先开始了3G手机基带芯片研发；但由于公司不鼓励试错，公司掌舵人侯为贵最终选择放弃。

另一边，华为则是成功地研发出了海思芯片，从而最终部分摆脱了来自美国上游企业的掌控。

在日前举行的华为全球分析师大会上，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的发言也多少有些劫后余生的意味。他说：”有些事情不是以华为的意志为转移的，既然没法左右，还不如不去理它，这样华为有更多精力和时间来服务好跟华为合作的客户；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去打造更好的产品，去满足客户的需求。”

即便是华为这样的未上市公司，在部分业务收入出现放缓的时候，依然不免受到外界的质疑，遑论财务数据公开透明的上市企业中兴。技术巨头们在发展芯片时，犹然举步维艰，对于那些已经错过了硬件红利期的企业来说，再想发展芯片业务，可能更加是天方夜谭。

正如中兴的命运一样，芯片行业在国内的发展前景同样不取决于个体的努力。“国家一定要强有力地支持自己做的芯片，让很多地方去使用，使用过程当中不断地完善和提高；不用，永远不会成熟。”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计算机学会名誉理事长李国杰如是说。

换言之，想要使得国内的芯片产业获得真正的进步，光靠“市场价值”已经不够了，国家无疑需要在各个环节做得更多。

（来源：界面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