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基金蜂拥出路或在母基金模式 破解LP困局-3

　　实际上，通过母基金模式，政府或国有资本只需制定成熟的标准来甑别、选择 优秀的基金管理者，依托成熟的考核、后续管理机制来跟踪管理人及其投资项目；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模式下，基金管理者获得信任和投资决策权，而国有资本在 控制投资风险的同时，不仅可以引导投资主体的投资方向，而且可以通过投资—回收—再投资的方式提高政府资金的使用效率，更好地为产业升级服务（图2）。

　 　全国社保基金、国家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了积极的尝试。以国家开发银行为例，利用自身的融资优势，其参与设立了渤海产业基金、中瑞基金、中比基金、中 国东盟基金、中意曼达林基金、华亿创业投资基金等多只基金。2010年12月28日，国家开发银行的全资子公司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和苏州创业投资集团共 同发起设立总额为600亿元的国创母基金,这只母基金由专注于PE投资的国创开元股权投资基金和专注于VC领域的国创元禾创业投资基金组成，规模分别为 400亿元和200亿元，国创开元依托于国开金融，而国创元禾则依托于苏州创投。

　　以增值服务提升核心竞争力

　　产业基金之间无序与同质化的竞争不可避免引发行业洗牌：由于无 序与同质化竞争抬高了股权投资成本，随着二级市场的高估值逐渐回归理性，所投项目上市所带来的回报必将下降，从而使得产业基金的回报趋于平均化。平均回报 率的不断下降必将使得一部分产业基金难以为继，引发行业格局的重新构建。

　　因此，从长期来看，未来10年不仅是产业基金大发展的阶段，也是行业格局重塑的关键时期。对于产业基金来说，以增值服务摆脱无序与同质化竞争，提高核心竞争力显得尤为重要。

　　增值服务是指产业基金在向企业提供发展资金的同时，依托自身的研究、公司战略、资本运作等特长与经验，在战略梳理调整、组织流程优化、扭亏为盈能力培养、商业模式的再提炼、品牌增值优化、上市铺垫等方面帮助所投资企业。

　 　高盛投资工商银行就是一个提供增值服务的典型案例。2006年1月，高盛以1.22港元/股的价格入股工商银行，其后，利用自身优势协助工行完善公司战 略、完善治理机构、培训管理人才、拓展海外业务等，大大加快了工行的国际化进程。2008年4月11日，工行H股股价为6.14港元/股，高盛的账面净收 益达4.03倍。国内产业基金如中信产业基金、渤海产业基金等产业基金在这些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尝试。中信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刘乐飞说，“我们 要投资的，不仅仅是钱，同时还提供企业的发展战略、供应链、品牌、营销、IT和资本运营等增值服务”（图3）。

　 　此外，产业基金可充分利用背后的国有资本，提供系列增值服务。以背靠银行的产业基金为例，它们可充分利用银行为被投资企业提供完整的金融服务链服务：创 业初期提供创业贷款，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提供直接投资，企业做大做强时提供并购贷款，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时，海外分行可以提供外币贷款支持等。

　　通过提供增值服务，不仅提高了企业的内在价值，也促进了当地经济的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而且，产业基金也获取了高额回报，实现多方共赢下的可持续发展。

　　
　　本土创投的产业基金尝试

　　产业基金在国外通常被称为风险投资基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一般是指向具有高增长潜力的未上市企业进行股权或准股权投资，并参与被投资企业的经营管理，以期所投资企业发育成熟后通过股权转让实现资本增值。

　 　1985年9月，为配合实施“火炬计划”，中国第一家产业基金公司—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获准成立。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 外一些产业投资基金与创业投资基金如美国华登公司等也进入中国。遗憾的是，受制于退出机制、法规等因素，这些产业基金因早期表现不尽如人意而集体步入休眠 期。

　　自1999年开始，以深圳市创新科技投资有限公司（2002年10月，在深圳市创新科技投资有限公司的基础上成立了深圳市创新投资 集团，以下简称“深圳创新投”）为代表的本土创投开始以创业投资基金与政府引导基金两种形式进行产业基金初体验—与境内外创业投资机构或战略投资者联合发 起设立创业投资基金；与中央、省级、地市、县市四级政府联合设立政府引导基金。2006年高交会期间，深圳创新投与7个地方政府就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签约， 目前已在北京、上海、香港、苏州、湘潭、襄樊等地设有区域性引导基金。

　　通过与地方政府合作进行产业基金尝试，这些本土创投以资金注入、 管理输出等方式支持当地的重点行业与企业，促进当地的产业升级。以深圳创新投为例，到2001年6月时，其在全国各地的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等行业 的投资项目达61个，总投资金额7.62亿元（附图）。与此同时，通过积极摸索，本土创投唤醒了一直不愠不火的产业基金。2004年，中外创业投资产业基 金共对253家国内企业进行投资，投资额总计12.69亿美元，创历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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